编者按：为致敬齐鲁医学历史，弘扬齐鲁医学精神，激励广大教职医务员工为齐鲁医学新百年努力奋斗，山东大学授予十六位在医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医疗服务、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管理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老教授老专家“从医从教五十年纪念奖”。近期，山大视点网站将陆续刊发其中部分专家的人物报道。

宋惠民，中共党员，1931年出生于上海崇明岛，1955年毕业于山东医学院医疗系，现任山东大学医学院、齐鲁医院心血管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医学会山东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享受国务院津贴。宋惠民教授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编、参编专著7部，获国家专利3项，获国家、省级荣誉及科技奖多项。培养硕士生10名，已毕业博士生9名，在读4名。

悬壶为济世

宋惠民教授的祖父是崇明岛颇有声名的中医，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很受乡亲们的尊敬。晚年的祖父，在当时宋惠民幼小而充满好奇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冬天的时候，身形矮小而略显瘦弱的老祖父，经常是静静地坐在独轮车上出诊回来，他经常抬着两脚，靠在特制的椅架上，两手交互插在袖筒里取暖，似乎连头颅和脖子都要一起缩进厚厚的黑色围巾里面。到家之后，老祖父总是习惯性地从袖筒里伸出双手，捂在嘴上哈口气，缓缓地抹去山羊胡子上一层晶莹的白霜，将严寒的威胁驱之门外。这一形象在宋惠民教授刚能记忆的心灵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祖父是个很好的医生，不仅因医术高明且有独到之处而名扬乡里，而且医德十分高尚，有一颗慈善的悬壶济世之心，对很多穷苦人家的病人经常免费诊治。所有这些，都在宋惠民幼小纯真的心灵上播撒下了行医济世的最初火花。

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宋惠民也曾接受过工业救国、农业救国、国防救国等教育思想，也曾经想通过学工、学农救国，但是都感到希望非常渺茫。经过几次人生的重要经历之后，宋惠民下定决心攻读医科，从事医学事业。

当时的农村，穷苦的人们得了病就走投无路，没有高明的医术，缺乏有效的药品，更没有钱治病，许多穷苦的乡亲得了病以后无法医治，在病痛的折磨中呻吟着死去。1949年，宋惠民就承受了一次病痛的折磨，而且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接受了手术。

有一天，宋惠民的右脚趾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随后发热，右大腿根红肿疼痛，用了许多偏方都不管用。后来妈妈到庙里许愿求神，更是没有效果。后来打听到一位会打针会开刀的医生，马上托人请来。医生诊断他右腿根淋巴腺发炎，已经形成脓包，但还未熟透。经过非常简单的处理，打过两针以后，不仅热不退，而且疼难忍，只有日夜喊叫。医生又打了一针，连麻药也不打，准备开刀。医生掏出一堆药粉包、绵纸线条、和各种式样的小刀，令四个壮汉将他死死地压在大板凳上，揉揉患部，还没看清医生的动作，刀子已经插入了脓包，宋惠民汗如雨下，乱动大喊，脓液随之流出。后来医生又用一种红药面扩大刀口，以便于流脓。那一天晚上，有大拇指那么粗的刀口大量流脓，一夜疼痛难忍，无法入睡。母亲只好陪着宋惠民用旧棉絮不断地擦去脓液，大约过了整整一百天才算基本痊愈。

经过这次和病魔的斗争，宋惠民亲身感悟了医生的可敬，虽然当时条件极为落后，连麻药也没有打，但是医生还是把他从死神手里挽救过来，使一个即将残废的人又成为一个健康人了，这使宋惠民初步认识了祖国医药学的有效和可贵。他感到，医生是病人的救星，也是人类的救星，是高尚的人。

宋惠民有个从小就一起玩耍的好朋友顾勇昌，是邻居家的小孩。吴淞解放后两三天，顾勇昌在垃圾堆旁拾到一颗子弹，他敲打子弹想掏出里面的火药，结果却被爆炸的子弹炸倒在血泊之中，血肉模糊，分不清手指和手掌，鼻子和眼睛甚至整个胸部血迹斑斑，生命垂危。经过众人艰难的抢救，终于脱离了危险。但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好伙伴，刹那间就变成了一个残废人。

这次血淋淋的救人过程，深深地触动了宋惠民的灵魂，也深深地认识到了生命高于一切。他觉得，自己应该学医，为广大穷苦的人们效力。

宋惠民的舅舅也曾对他说：“医生是高尚的事业，像你祖父那样，做一个医术高超、道德高尚的好医生，受人们的敬爱。生老病死都需要医生，你还是学医吧！”舅舅的鼓励，是宋惠民最终决定学医的重要动力。

1958年秋天，宋惠民在原山东医学院做满三年住院医师后，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轮转外科各个专业，当年9月，宋惠民被派往北京阜外医院学习心血管脏外科。从此以后，宋惠民走上了专攻心血管外科的道路，而这也正是他多年的愿望。在这里，他先后师从吴英凯、侯幼临等著名专家，刻苦钻研，打下了施行心脏手术、治病救人的坚实基础。

第一例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

1960年，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灾难同时降临中国大地。生活上的困难，尤其是食物的严重不足，让所有的人都面临着吃不饱饭的威胁，或者已经吃不饱饭了。在“大跃进”这个特殊日子里，原山东医学院胸科及心外科的同志破除重重困难，与铁木工人合作，自制了以铁、木、塑料制品为基质的体外循环机，虽然很土气，但是可以做动物实验。另外，他们购置了上海的1型体外循环机试用于临床，同时以原山东医学院为主，主要人员、主要设备都由其承担，联合省立医院和济南市中心医院组成协作组，成立了体外循环手术研究小组。宋惠民任该小组的秘书。

经过研究、实验和三所医院的商定，由省卫生厅批准，该小组在省立医院施行山东省第一例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由宋惠民做病人的右心导管插查，确诊先天性房间隔缺损，有手术指征。

手术按预定计划进行，宋惠民担任总联络员负责协调、配合等各项工作。

手术顺利进行，但就在做心内手指探查的时候，省立医院郭医师探查后说是“无房间隔缺损”，大家惊呆了，难道是诊断错误吗？

宋惠民果断决定，由张振湘医师再次探查，最后确定“诊断无误，有房间隔缺损，而且较大”。

宋惠民又建议第三者探查，确诊无误，继续进行手术，建立体外循环。

血流降温至30度左右，阻断心肺循环，切开右心房，看到“房间隔缺损”，直径约3.5厘米，直接缝合，修复缺损，手术顺利完成，术后恢复良好。

山东省第一例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的顺利完成，为宋惠民教授以后开展心脏移植手术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经验。

远赴香港救治方荣翔先生

1988年，方荣翔先生赴香港演出。

方荣翔先生是著名的京剧艺术家、山东京剧院院长。方先生德艺双馨，威望很高，但是他本人平易近人，对别人也很友爱热情。这次演出期间，他几乎每天上场，场场爆满。但是他太累了，一次正在演出的时候突然发病，几乎当场晕倒，台下观众起立致敬，劝他休息，但他还是坚持演完，谢幕后便躺倒在舞台上。

在港安医院诊断得知，方荣翔先生左冠状脉两个分支桥发生严重梗阻，右冠桥也有部分梗阻，必须施行搭桥手术。

时任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省长姜春云正在香港参加农业博览会，得知此事后非常重视，立即建议由原山东医科大学宋惠民教授和另外一名医生赴香港，与香港医生合作治疗，原因是此前方荣翔先生已经接受过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手术后恢复良好，而手术施行者之一就是宋惠民教授。

经过艰难曲折的努力，宋惠民教授终于赶到香港，作为第一助手完成了方荣翔先生三支狭窄的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又一次挽救了方先生的生命。

手术后方先生的身体恢复良好，20多天后出院，不久又可以登上舞台，为广大戏迷演戏了。

在香港期间，宋惠民教授作为保健医师，精心照顾方荣翔先生，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多日兢兢业业的辛劳工作，挽救的不仅仅是一个垂危的生命，一个普通的公民，更是一个和他一样勤勤恳恳为人民奉献一生而职业不同的人民的艺术家！

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

1998年冬天，宋惠民参加了由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主持的全国心脏移植学术研讨会，受到了很大启发。福建的廖崇先做过的心脏移植手术例数多，哈尔滨医科大学夏求明教授的病例存活率高、存活时间长，他们是国内心脏移植的先驱者。当时的原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也曾做过较多的实验研究，宋惠民认为应该有条件做心脏移植手术的临床工作。

1999年5月，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收住了一名扩张型心肌病患者，曾多次心力衰竭，但有心脏移植的指征。宋惠民和陈忠堂受邀看过病人，同意做心脏移植手术。5月中旬，得知有特殊脑死亡者的供心，确定5月27日施行心脏移植手术。由于是山东首例病人，为顺利开展工作，决定请廖崇先教授来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主持手术，当时的山医大附院、山医大第二附院、济宁医学院三家商定组成医疗合作小组，共同努力，成果共享。宋惠民担任组长，有关技术问题，由宋惠民主持协调解决。

安排妥当后，大家正在等待27日的到来，不料于25日晚接到廖崇先教授来电，告知因他所在医院也有心脏移植，不能前来帮忙了。这个变故使制定好的计划有点乱套，众说纷纭，商量的结果：供心很难得到，如果能够解决具体技术问题，就施行手术；如若不能，就停止手术。大家让宋惠民仔细考虑，作出最后决定。

这个责任和压力实在非同小可，当时宋惠民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他觉得需要静下来仔细思考思考。宋惠民教授当时已经带过几届博士研究生，做过心脏移植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十次以上的心脏移植临床预实验，有一套能够取供心、做移植手术以及手术以后处理的班子。

最后他下定决心，坚定地说：“做！”大家一致同意。

1999年5月27日终于到来了，但是天气非常闷热。手术室里，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供心的到来。

前一天去取心的同志，已经在紧张地展开着工作。这边手术室里也已经开始给病人麻醉、消毒，如果供心顺利到达，就开胸做移植手术。这时，在取供心的操作中发生了一点故障，更让大家焦急起来。原因是两名护士晕倒，盐水瓶掉在地上，但是没有影响到供心。宋惠民教授在电话里坚定地告诉他的博士研究生毕研文：“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决不动摇，按预定方案进行，必须尽快把心脏送到手术室！”

上午十点，取供心的同志汗流浃背，终于赶到了手术室。打开绿色包，从冰水中取出供心，检查，确认完好无损。

时间已经较预计时间晚了40分钟！

建立体外循环，切除病心。一切顺利。

将供心置入病人心包腔，用双腔法吻合法，将供心吻合到病人体内。

衔接上腔静脉，长度不够！

只得解剖受体上腔静脉，切断奇静脉后与受体上腔静脉对端吻合。后壁可缝合四针，然而前方又短缺约4×3公分，这又是未预料到的！

正在关键时刻，宋惠民的第一助手陈教授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头晕，体力不支，只好下台休息。由鲍继森教授接替帮助宋惠民切取受者自体心包，修补上腔静脉短缺，完成上腔静脉连接。

手术在顺利进行。开放主动脉阻断绀，开放上下静脉阻断带，排出心内气体，心脏开始有规则跳动，血压升至正常，可达每分钟100多次，肢体可摸到脉搏。止血，关闭胸部切口，仪表保持了正常的生命指标信号。

山东省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宣告成功！经过艰辛的术后护理及相关工作，病人恢复健康。

1999年6月15日，十余家电视台、报社、广播电台的新闻工作者齐聚济宁，出席山东省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成功新闻发布会，报道了“全省著名心外科专家宋惠民教授亲自主刀，术后又亲自用药，有效地保障了手术的成功与术后安全”的真实事迹。不久，宋惠民教授因此而荣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当年的病人侯明义终于又成了一个健康的人了。以后每年5月27日，以及他结婚、生子、儿子满月等，都要邀请宋惠民教授参与祝贺，和他们全家一起分享来之不易的喜悦。

两位老人换上年轻的心脏

2004年，一直从事中学教学工作的刘先生感觉胸前不适，疼痛难忍，体力活动受到很大限制。经仔细检查后，确认当前无常规办法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只有施行心脏移植。这位60岁的农村老人体质很好，其他脏器无任何疾病。但是临手术前，刘先生突然怀着痛苦的心情告诉宋惠民教授，有人劝他不要做心脏移植手术，说是风险大、花钱多等等，说得刘先生内心非常难受，不想接受手术，说着说着就痛哭流涕。他的儿子们也在旁边大哭起来。

这时，已经年逾古稀的宋惠民教授耐心地为病人和家属做工作。他坚定地告诉刘先生：“心脏移植是唯一解决办法，这个手术我们已经成功做过，当年的患者现在已经健康地活过了五年，而且取妻生子，生活非常快乐。现在的条件好了，成功的机率更大。你还有很长的生存时间，父母生下我们，只给人一次生命啊！你的病好了，回到你的家人和学生面前，他们该多高兴啊！你活着，你的孩子们就有亲爹啊！至于手术经费，你已交的7万元肯定不够，但是我们已经筹集社会和医院的资助，决不因为缺钱而影响手术后的用药。我们要和你一起从死神手里把你的生命夺回来！”

刘先生和他的孩子们终于同意手术，全力挽救老先生的性命。宋惠民教授以古稀之年，又一次任总指挥、总顾问，团结大家，细致分工，精心组织，制定了具体的取供心、供心运输、手术方式、协调实施方案。

由于取供心路途较远，因维修线路而路线有变，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大家讨论不定，宋惠民教授果断决定：“冲锋号已经响起，已经有人开往前线，不能退缩，只有克服困难才是出路！”并要求前线设法克服一切困难，3个半小时以内把供心送到手术台上，大家的信心和决心更坚定了。

上午十时许，前线来电：“供心已取得，心脏可用。”

“已经越过难行路段，离济80公里。”

“汽车飞速前进，离济20公里。”

这边手术台上，手术已经展开。

取供心的孙医师满头大汗，终于将供心及时送到。经过再次仔细检查，确定供心可用。

宋惠民教授严格要求：“操作中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台上人员要各尽其责，要做出风格，做出水平！”

切除病心，按计划保留部分右心房，将供心送入病人胸膛，对好相应部位。争分夺秒！主动脉对合处略长了一点，宋惠民教授决定切除0.5cm，意见一致，马上解决。

事先确定，非工作人员不得进入手术室。几位心外科医生从来没见过心脏移植，“钻空子”溜了进来，哪怕看一眼吧！也算是见识过了。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有的人看迷了，大声议论起来，宋惠民教授立即提醒大家安静，不要影响手术人员的思路。

吻合完成，排出心内气体，心室开始蠕动，仪表显示心电活动，射血压力波接近正常。心功能良好，完善止血。

轻音乐渐渐响起，大家终于舒了一口气，手术宣告成功！一个月后，病人恢复顺利，可步行到泉城广场。

2004年5月20日，又一次新闻发布会在泉城济南召开，“60岁的人换上了30岁的心脏”的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天便传遍了泉城济南，传遍了齐鲁大地。宋惠民教授在古稀之年又一次收获着成功的喜悦，真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啊！

喜讯接连传来，鼓舞人心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

2004年末，我国目前年龄最大的心脏移植手术患者、61岁的济南市民崔老先生康复出院，而心脏提供者的年龄只有27岁！这是年逾古稀的宋惠民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1997年崔老先生查出自己得了心肌病，从此以后他每年都要住两三次医院。因为单位效益不好，崔老先生为了看病已负债累累。2004年10月17日，崔老先生因“缺血性心肌病、严重心衰”住进齐鲁医院心脏外科。后来他说，刚住进来时，憋得喘不上气来，脸色发锈，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

11月5日，老当益壮的宋惠民教授又一次组织他的同事心脏外科主任医师吴树明、张供、毕研文，副主任医师庞昕焱等组成心脏移植小组，为生命垂危的崔老先生做原位心脏移植手术。

手术进行顺利，术后崔老先生体能恢复较好，13个小时就拔除了气管插管，48小时即可下床活动，10天停用了静脉药物，14天就解除了医学监护和隔离。很快，崔老先生度过超急性排异反应期、急性排异反应期，生活已能自理。

这不仅仅是心脏移植手术的奇迹，不仅仅是“六十一岁”和“二十七岁”的奇迹，更是年逾古稀的宋惠民教授在他为人民奉献一生的工作道路上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身为医师，行为世范

由于交流和学习的需要，宋惠民教授曾多次出国，遍访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荷兰、梵蒂冈、中国台湾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见多识广，视野开阔。宋惠民教授为人平和，医德高尚，很受朋友和患者的尊敬和欢迎。宋惠民教授经常以“路是走出来的，路更是铺起来的”自励，也经常以“一丝不苟拿刀子，一心一意为病人”自勉，治好了无数的病人，帮助他们战胜了病魔，恢复了健康。

在当今市场大潮汹涌的时候，有人说宋惠民落伍了，跟不上时代了。因为他坚决拒绝“笑纳”病人家属奉送上门的红包。请心外科权威宋惠民做手术，很多人以为需送红包，但总是被他拒绝。

“老百姓看病难，背着干粮、咸菜来看病，干粮快捂坏了，就放在窗台摊晾。即便这样节省，治病的钱还不够，因为他们再多拿出一点儿钱都非常困难。”这些让宋惠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一位农村老太太带儿子来看病，手术前非得把两个耳环送给宋教授，说是金的。“我要你这干什么！不行！不行！”宋惠民用行动维护着他的信念和尊严。

当然拒收红包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宋惠民仔细了解送红包人的心理，给他们耐心解释。有一个肥城的病人，心脏瓣膜修复好了，在出院很长时间后，带了个哈密瓜到宋惠民家，宋惠民的老伴不收，他就放在门口。后来，宋惠民才发现里面竟有2000元钱，他毫不犹豫地把钱寄了回去。

宋惠民一星期就有四、五台手术，若收红包，“收入”可就多了，但他坚持认为“你能收红包买汽车，但你没有这份亲情，你心里也不踏实！”

在宋惠民看来，退掉的是红包，得到的却是医生与病人之间那种原本纯洁、自然、和谐的关系，而这种难能可贵的关系绝对不是用金钱所能买得到的。宋惠民教授说：“君子爱财，取之心安，如果我收了，决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的感觉。人活一世，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用我自己的劳动和创造得到的，才能心安理得。”不仅如此，宋惠民还经常提醒他的学生：收红包，不能有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一定要坚决拒绝，下决心守住心中纯洁的信念！他始终不怨不悔，恪守自己的信念，用自己的行动维护着心中的神圣和纯洁！

宋惠民坚持着他的信条，履行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天职。他在病人心目中是高尚的，纯洁的，优秀的，可以信赖的。宋惠民就是靠这一点，赢得了病人及家属的赞誉和念念不忘。山东省首例接受心脏移植手术患者侯明义，每年的手术成功纪念日，结婚、生子及节庆日，都会邀请宋惠民教授或致以问候，如此等等，举不胜举。

更让人感动的是，宋惠民教授早已办好了捐献身体器官的证明，在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他的器官就可以放心地捐献给他人了。

如今的宋惠民教授，虽已年逾古稀，但他仍然老当益壮，志存千里，继续为国家、为人民全力服务。正是：春蚕至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