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顾颉刚至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力邀钱穆入所，后钱穆主政国学研究所。在齐大，钱穆一边潜心治学，一边授课，因才华满腹能言善辩，更成为齐大的“学术明星”。
地僻幽静，为读书写作佳境
钱穆（1895—1990），原名恩，字宾四，民元（1912年）改名穆，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家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钱穆七岁入私塾，十岁进无锡荡口镇私立果育小学。1910年冬钱穆因故退学，次春转入南京钟英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学校被迫解散，钱穆辍学回乡，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开始了乡间教书的生涯。1912年，钱穆十八岁，任教秦家水渠三兼小学。1922年秋，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1923年，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先生荐钱穆至同校任教。1927年秋，钱穆执教苏州省立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为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
由于顾颉刚的推荐，1930年秋，钱穆得以任北平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时年三十六岁。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抗战前七年在北平，任教于北大，又兼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
1939年夏，钱穆经香港、上海回苏州侍母。1939年9月，顾颉刚至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力挺钱穆入所。钱穆亦应顾氏之邀，但为其《国史大纲》稿付印及侍奉老母，通函顾颉刚请假一年。顾复函允假，薪水照发，且嘱托钱穆主编《齐鲁学报》。1940年夏秋之际，钱穆离家入川，经重庆，10月至成都履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职事。由于顾颉刚在研究所内的权力受到限制及掣肘，遂生离齐之心，意将执管之权渐交钱穆。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成都西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地僻幽静，为读书佳境。研究员、助理员共十余人，各自钻研。钱穆主政期间，每周六举行讲论会，每月一出旅行，师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讨论，对诸生启发很大。
研究所前主任顾颉刚在时，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得到捐助并购置很多图书，又从沦陷区北平购得金石考古等学术著作，还有成都等地藏书家寄存了八万册图书，海量藏书，让钱穆大为高兴。当时钱穆应上峰及教育部邀，潜心撰写《清儒学案》，正可借助这里丰富的图书资料。当时撰著的另一著作为《中国文化史导论》，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详论中国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揭示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及其独特的发展规律。
传道有方，当年爱徒成大匠
钱穆能言善辩，颇具演讲才能。未到成都之前，他在昆明联合大学讲授《中国通史》，时值抗战，他每每将民族意识涵纳到演讲之中，“词锋所扇，动人心弦”。前来听课者络绎不绝，连校外人员也慕名涌入讲堂。有时候人满为患，他进入课堂时不得不踩着课桌跃入讲台之上。来到成都，这番盛景再度重现。
曾与他同在成都的顾颉刚后来描叙说，钱穆“在华西坝上课时，不但齐大学生来听，其他各大学的学生也来听，城里许多中学教员也来听，以致课堂容不下，每次上课必在大礼堂……”对于这般景况钱穆十分享受，他曾说：“一登上讲坛，发表讲论，讲到得意处，不但不见前面有一大群人，也浑忘天地人间，连自己都忘掉了，只是上下古今毫无顾忌的创造性尽情地发挥，淋漓尽致，其乐无比！”
以一个中学教员的资质而取得成功，钱穆当然应该自豪。他的演讲有如现今的“百家讲坛”，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获得了关注，连国民政府最高领袖也对这位“学术明星”刮目相看，来成都时两次召见他，后来国民党高官陈布雷还邀请他去重庆给中央训练团演讲。当年的钱穆可谓“粉丝”如云，安徽桐城人严耕望即是倾慕他的“粉丝”之一，但是严却非泛泛之辈，他是为数极少承继钱穆衣钵而成就卓著的人。
严耕望本为乐山武汉大学学生，1941年3月19日钱穆从成都去武大作短暂讲学，授课中强调，要学好历史学必须精研历史制度与历史地理，严听后不觉兴奋异常，因为他彼时正好对此发生着兴趣。过了不久，当钱穆邀请他毕业之后去做助理研究员，严耕望当然是求之不得。当年的8月5日，严离开乐山到了成都，二日之后，他饶有兴趣地坐上川西平原特有的鸡公车，一路吱呀着来到了离城30里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在地赖家院子。在这里，他追随钱穆约三年时间，得耳提面授，得读书要诀，更为关键的是，他获得了治学信心。师徒二人当年在成都有如下问答：
严问：“我总觉自己天资有限，求得一方面的成就已经不容易，若要奢望走第一流的路线，恐怕画虎不成不类狗！”
钱答：“这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因为聪明的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你的天资虽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长进！”
这番话犹如醍醐灌顶，支撑着严耕望在历史学领域中沉潜下来，勇猛精进，他后来完成的二百余万字的史学巨制《唐代交通图考》被认为是中国人文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与此相映衬的是，当年被师生公认天资一等，与他同时在赖家院子追随钱穆的另一位同学，正是因为没有“毅力与傻气”，后来果然成就平平。此事说明钱穆不但识史亦能识人，不但能作普及性演讲亦能渡后学迷津。
1943年秋，齐鲁国学所停办，钱穆应邀任教华西大学，兼四川大学教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