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在很多人来说，齐鲁大学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它的遗址就在身边（山东大学西校区），而我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
遥想当年，齐鲁大学先进的办学模式、良好的教学氛围及公园式的美丽校园，先后吸纳和聚集了老舍、钱穆、顾颉刚、孙伏园等人。它不仅为近代山东的新式高等教育提供了清晰的参照，而且较为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向社会输送了相当数量的专门人才。
今天的中国大学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无论如何改革和扩建，它都不应该没有历史记忆，没有精神怀想，没有文化遗存。回到齐鲁大学，我们似乎能够找到一个样板，来重新考量身边的大学教育。
1863年，美国人狄考文搭乘一艘900吨轮船，航行了166天到达上海，后转途烟台，于1864年正月到达登州（今蓬莱）。是年秋，他和先到达的一对传教士夫妇，在登州城西北一座破观音庙办了一个住宿的“蒙塾”，招了6个“寒素不能读书”的儿童。
8年后，取“以文会友”的意思，学堂定名为“文会馆”。后来，登州文会馆成为齐鲁大学的前身。按照这个说法，它比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1901年成立的山东大学堂都要早。故而，时任齐大校长刘世传不无吹嘘地说：“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我们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大！”
1902年，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决定成立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将文会馆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办的广德学堂合并。1917年，学校全部迁至济南，正式更名为齐鲁大学。
“南齐鲁、北燕京”
“齐鲁大学具有很强的国际性特点，突出表现在多个国家的教会势力联合办学，”山东大学教授刘天路告诉本刊记者，“其国际性还表现在师资上，教师基本上都是西方培养的人才，要么是硕士要么是博士，就是那些中国教师，也大都有海外留学背景。就师资而言，民国初期，教会大学要高于同时期的国立大学。”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
创办之初的齐鲁大学，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办学质量优良，校长、系所主任及教授大部分由外国传教士担任，其教学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
随着办学的逐渐深入，齐鲁大学开始融入中国的本土化之中。
1929年10月底，齐鲁大学学生掀起反对教会奴化教育，争回教育权的学潮。同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与大学规程，要求所有民办大学一律立案纳入管辖，并冠以私立两字，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外国人在学校董事会中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1930年，孔祥熙在学校任董事长兼名誉校长，首任华人校长由当时的国民教育部长朱经农担任。宗教色彩日渐淡化，不入教的师生数量也大幅度增加，礼拜堂也改为大礼堂。
上世纪30年代初，齐鲁大学步入鼎盛时期，声誉鹊起，学界有“南齐鲁、北燕京”之说。
在齐鲁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任校长期间，创新办学思路，广泛延揽人才，从北平邀请来老舍等6位名人。6人到齐大后均是台柱式人物：郝立权任国文系主任、余天庥任社会经济系主任、陈祖炳任教育系主任、谢惠任化学系主任、王长平任物理系主任，老舍则任齐大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新文学教授，实现了齐大文理学院的“改朝换代”。
1932年加拿大人明义士，被齐大聘为考古学教授，他将自己在河南安阳收集到的甲骨和其它文物运到济南，在校内建博物馆。明义士的儿子明明德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前几年明明德向山东大学捐赠了父亲留下的大批有价值的资料和文物。
与老舍同在齐大文学院任教的栾调甫，是蜚声海内外的墨子研究专家，人称“齐鲁一大怪杰”，梁启超呼其：“迈越前人，石破天惊”。甲骨文研究大家胡厚宣，在齐大被迫南迁的困难时期，到齐大任教。在这里他潜心钻研甲骨文，著述颇多，出版了《甲骨六录》等多部著作。新中国成立后，胡厚宣任《甲骨文合集》总编辑。另外还有钱穆、张维华、孙伏园等一大批文化精英。
具有典型民国气质的文化精英的大量出现，使这所古朴的校园更加多彩。
1930年，根据文学院教授栾调甫的倡议，在林济青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齐鲁大学一时成为全国国学研究的重地。学校还编辑学术性校刊《齐大季刊》及国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国学汇编》，影响国内外。
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教科书
医学院是齐鲁大学创建较早、师资力量诸方面条件较强的一个学院。医学本科修业年限为七年制，头两年为预科，由理学院授课，经考试成绩合格者升入本科，学习基础医学课。五、六年级开设临床医学课，第七年学生到医院进行临床实习。
到抗战前夕，齐鲁大学已是国内比较有影响的教会大学。它的学生来自国内多个省市、各个阶层，毕业后在社会上多享有良好口碑。齐鲁大学医学院更是闻名遐迩，有“南湘雅，北齐鲁”之誉。
1920年，英国人英格尔来到中国，先到北京语言学校学会讲中国官话，认识了4000个中国字，然后到齐鲁大学做了解剖学教授，从1920年到1939年，任这一职位达20年之久。除上课和指导学生外，他还兼任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医疗队队长，为学校和济南城的居民服务。“医学系成立后，许多在当时受过训练的学生补充了医院的职位。整个校园生机勃勃。”女儿哈里斯回忆道。
因为懂中国话，英格尔得以参与把《格雷氏解剖学》译成中文。这部英文医学名著成了齐鲁大学的基本教科书。不只有英格尔，当时齐鲁大学的很多外国教授，将西方医学著作翻译成中文，这在山东医学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齐鲁大学培养了诸多医学人才，比如，世界医学方面的经典之作《cececilmedicine》中，有三位作者是齐鲁医院的教授，司美礼、杜儒德、王国栋。
“不久前我弟弟去了趟中国，在济南找到了我父亲从前的一个学生——曹献廷先生，现在他已经是位老教授了。他出示了一本《格雷氏解剖学》，并让我们相信这本书现在还在使用。”哈里斯说。
“我父亲高度评价他的中国学生，他们相处得融洽愉快。我的印象是，所有认识他的人，不管是教职工还是学生，都尊敬他。有几件赠品至今为我所有，其中有个黄铜的洗指钵，镌有他的名字的中国字‘英’。许多学生多年跟他保持联系，有几位还到我们在剑桥的家里拜访过。”
“在齐鲁大学期间，我母亲参与创办了专为校园的外国孩子开设的济南外侨学校。这所学校也成了成人社交生活的一个中心。我母亲写了好多剧本，在校内外外侨们的赞助和参与下上演。这时候外国人在济南有了好几家门面，包括英国和美国的烟草公司、盐税局，还有万国公使馆。”
齐鲁大学不仅积极参与民间活动、公益事业，捐资助学、义务扫盲等，而且在当年的韩复榘救灾、赈灾、防疫以及梁漱溟乡村建设之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乡村建设运动，是齐鲁大学服务社会的一个典型代表。
1927年，在神学院院长罗世琦的发起下，乡村计划在章丘龙山镇开始实施。在这里设立男女小学各一所，一个诊所，一个备有篮球、排球等运动器材的娱乐中心，每年举行运动会。神学院在7个村子都办起了扫盲班，学员毕业时都要举行活动，此外，举办农业展览会也是每年的大事。
为了配合和宣传乡村建设活动，1934年在长老会的资助下，孙恩三和张雪岩在齐鲁大学校园附近创办了《田家半月刊》杂志。它刊登的文章只用有限的常用字，以便识字不多的人也能看懂，因此这份杂志很快获得了成功，不到5个月已经有5000个订户，发行20余省。
经过全国各地一系列的实验，乡村重建的思想发展为全国性的重要运动，齐鲁大学在这方面的工作无疑具有开创意义。
每学期学费仅两袋面粉（90斤）、杂费一袋半面粉
“比及人力车拉至齐鲁大学古老宏伟的石坊校门，豁然开朗，如入桃花源仙境。蜿蜒长墙围抱着800亩广阔的校园，万树青翠、汇成一片海洋。高大古老的建筑群——办公楼、化学楼、物理楼、图书馆、神学楼及鸟瞰全市的最高建筑康穆堂，各抱地势屹立于校内各处。……景色优美，非笔墨所能形容。”1947年入学的徐均望在后来的回忆录《齐鲁大学拾遗》里写道。
在齐大校园6座主体建筑中，最后建成、也最大者为康穆教堂。康穆堂犹如燕京大学的未名湖，海内共闻，中外驰名。上世纪20年代初，英国罗素、美国杜威、印度泰戈尔等访华来济，造访齐鲁大学，他们轰动世人的演讲，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1924年，校友门落成之前，校园尚无校门和围墙。据说只是在周围种了些洋槐树，埋了几根木桩就算院墙了。当时学生间有句玩笑话：“齐大出入真自由，三百六十度皆门也”。
据济南民俗学家李耀曦称，齐大男生宿舍为“四百号院”，女生宿舍名“景蓝斋”与“美德楼”。从男女生宿舍的房间设施状况，足可看出当年齐大学生学习环境之优越。男生宿舍四百号院，为8座上下两层石头公寓，每个学生单独住一个房间，每间12平米。至于女生宿舍“景蓝斋”与“美德楼”就更上一层楼了。每两人一个20平米房间，红漆地板地，桌椅柜橱自不必说，还内带卫生间，可供热水洗澡。可说除没安电话（女生宿舍不传电话）之外，一切皆备了。
老舍称齐鲁大学校园为“非正式的公园”。齐大校园阔大漂亮，楼舍设施优越，但其招生人数始终不多，1917—1931年毕业生只有438人，历史政治系前四届每年只招三四名学生。
关于学费，徐均望写道：“当进入办公大楼进行注册交学杂费时，做梦也未想到竟如此便宜——每学期学费仅两袋面粉（90斤）、杂费一袋半面粉！当时国民党物价天天涨，交费时先去附近面粉店铺开了条，持条交上，由总务处领出面粉。圣约翰和其他私立大学每学期学杂费高达三千斤大米，比齐大贵30倍以上。辅仁大学的学杂费高于齐大两倍，还算便宜。齐大的学费在教会大学中为最低。”
齐鲁大学的宗旨为：“依基督教主义教育中国青年，俾皆被基督教之泽。”与当时的其他教会大学类似，齐大也很注重学生的品格教育。“培养学生的基督教品格，使其具有服务精神和奉献精神，更好地服务国家和民众。”刘天路说。
康穆堂有一口大钟，每当敲响，整个济南城的人都能听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成都，图书、仪器先运到上海，再乘船到香港转越南经昆明到达成都。同时，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教会大学也迁至成都华西坝。第二年秋天，齐大在成都华西坝借华西协和大学的部分校舍复校开课。
这个时期是独特而空前的，坝上的师生骤然增至约5000名，校舍和设备被发挥到了极至。除了紧缩本校师生用房，租用和新建简易校舍，师生们在地下室，在阁楼装上老虎窗权作实验室。
各校采取松散结盟的方式，相互利用对方的师资、校舍、设备进行协作办学，对教学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学生在校际之间任意选课，各校承认学生读得的学分，教授师资和教学设备都可以互通有无，一时间华西坝成为几所大学的共同校园。
这一时期，齐鲁大学联合华西坝的其他大学共同发起成立了东西文化学社。其简章规定“本社联络国内外学者，以客观的批判精神，检讨东西文化之价值，并直接交换思想，共同努力与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之建设为宗旨”。学社成立之后，组织了很多活动与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中西文化交流。
1952年，国家对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所有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相关院校中，齐鲁大学亦在其中。院系调整前，白求恩医学院刚入学的新生夏秀珍随着学校进驻齐鲁大学校园，多少年后，她对记者回忆道：“看到很多美国人，他们依旧照常做礼拜。康穆堂有一口大钟，每当敲响，整个济南城的人都能听见。”
之后不久，齐鲁大学退出历史舞台，文学院并入山东大学，理学院并入南京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农业专科并入山东农学院，医学院并入山东医学院，校址由山东医学院（现山东大学西校区）接收。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许多高校先后提出要更名为齐鲁大学，都没有批准。
山东再无齐鲁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