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江水西流。贫瘠的西南成了抗战救国的后方。那段艰难的岁月，史称坝上“五大学时期”。最初，迁入的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加上本土的华西协合大学，被称为“前五大时期”；在中央大学医学院迁走后，1942年燕京大学成都复校，又被称为“后五大时期”。五大学共有文、法、理、医、农等五个学院六七十个学系，应该是战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

战争来了

   一夜之间，战争猝然爆发。

齐大秋季开学定在9月1日，但注册的学生只有297人，较常年少了近半。10月，日军逼近黄河，英美领事已昭示侨民迅速离开。但齐大的外籍教职员并没撤离。教育部建议迁至西安以西约130公里的五公县，因考虑迁建费用巨大，学校不敢贸然执行。当得知华西协和大学愿意接受医学院高年级师生，其余的学生也可以到坝上借读，遂动了迁川的念头。校长刘世传精通多门外语，国外有人脉，遂受政府之托，以民间身份去海外宣传抗战，也顺带为学校募捐。他不辱使命，筹回一笔巨款，立即与校董事会商量迁川事宜。他组织教工先将图书仪器运到上海，再乘船到香港转越南经昆明到成都。11月中旬，除医学院照常开放外，大学关闭，文理学院迁至成都，只留下神学院和护士学校及乡村服务社。

1940年夏，北平青年王翰章考入济南城外千佛山脚下的齐大医预科，那时大部分教师都已南迁，只剩一些外籍教师和个别中国教师。王翰章回忆：

“校园周围都是日本兵的碉堡，校门有岗哨把守，进出经过都要走到日本兵面前鞠九十度的躬，不然非打即骂，甚至罚跪。一次，一个同学经过岗亭时， 嘴里嚼着口香糖，一个日本兵冲过去就给他几耳光。所以平时同学根本就不出校门。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爆发，夜里大概两三点钟，日本兵封锁校园，把所有的外籍教师逮捕起来，送到山东潍坊附近的一个集中营。有个外科医生，姓孟，是英国人孟和礼的儿子。他喜欢画画，我常跟他一起写生。我画粉笔画，他也送我些颜料什么的。那天，他匆忙和我告别，还告诉我，他把一批有字的甲骨埋起来了。日本兵抓走老师，也把我们学生轰出了校园。”

迁川路上

齐大西迁，文学院院长杨懋春回忆：

“教职员由济南往成都迁移时，……凡动身早的人，能幸运用上由济南——南京——重庆——成都那条路线，费时少，也不太辛苦，但这条路于战争爆发后不久就断了。那些动身迟的人，就必须改由济南先到青岛，而后经上海、广州、香港，或上海、香港、西贡（或海防）、云南昆明、重庆至成都。经这条路，用时长，花钱多，也很辛苦……”

   齐鲁大学的学生的迁移全是逃难。开始一段时间，可能每人多少有点钱，就在路上购买食品。走了一天，需要休息或睡眠，他们就走进城镇、乡村的学校、寺庙、教会、礼拜堂等。当地的主事者见他们是流亡学生，会欢迎他们，或以膳食款待。战争经过一年半载后，由沦陷区逃出来的学生为数众多，成了无数股流亡潮。政府就派人在沦陷区内各处秘密给予引导，带流亡学生走那些比较安全、能早日平安到达自由区的路径。齐鲁学生就是以这种方式，经过千山万水到达成都。

五大校长

坝上五大校长陈裕光、吴贻芳、刘世传（及后任汤吉禾、吴克明）、梅贻宝、张凌高等，皆国之高士。他们求学时即为学生领袖，在民族大义上，任事担当，表现卓越。如五四时期率学生上街游行，“九一八”带头抵制日货，卢沟桥事变后，积极领导救亡运动等；同时，他们又都有在教会大学学习的经历，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具有仁慈怜悯之心，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具有开阔的学术眼光，颇具个人魅力。

   齐大迁川，运道不济。如胡厚宣所言：“我在齐鲁大学六年半，其间由于教会学校校友间的争夺，共换了三位校长。齐大校长一职先是刘世传，其次汤吉禾，汤以教务长身份挤走前校长刘氏取而代之。1944年前后齐鲁大学一些学生闹风潮，学生称汤作‘赖汤圆’，又演戏称《审头刺汤》，最后把校长赶走了，继任校长是吴克明。”

   刘世传，字书铭，山东蓬莱人，l919年毕业于齐鲁大学，任济南青年会秘书四年，赴美留学，在霍士德学院(College of Wooster)获文学学士，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修习国际法博士学位，未完成。回国后，任教国立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他到北平，任教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1935年秋，他回到众望所归的母校齐大主校。

曾任齐大文学院院长的杨懋春谈道：

“刘校长擅长于法学与行政，又因在东北大学及北京大学两校的服务成绩，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内人不敢轻视他，国府教育部的人也知道他。经过一段时间后，他在齐鲁大学的校长地位就稳定下来，戴维斯副校长及文理两个学院的重要教授，包括英美籍者，都支持他。医学院的骄纵之气也终于收敛了很多。在诸种有利条件下，校务得以顺利进行。文学院中的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及历史等科系均因增聘教员，刷新课程而增强……医学院仍常得到美国某些教育基金会与医药助华会的捐助，故能继续扩大。……可以说，这是齐鲁大学的光明时期。”

   战争改变了刘世传的命运。他主持齐大迁川，异地复课，把齐大带入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学生眼中，“刘先生为国际公法专家，身材魁梧，健步如飞，口若悬河，声若洪钟，在过往成都时期，蔚然而为华西坝五大学联席会议的主席，见解高超，语惊四座。”可惜好景不长，天纵之才往往刚性有余而韧性不足。民国三十二年初，因学校内部矛盾，离开齐鲁大学，他是在各方面均不愉快的情形下离去的。

   1943年秋，政治学教授兼齐大教务长汤吉禾接替刘世传，成为齐大历史上第14任校长。褚承志写道：“教务长汤吉禾先生是江西九江人，武昌文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得了四个学位，其中包含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汤吉禾研究清朝政治制度，但汤吉禾的政治观，显然有些标新立异。汤吉禾治校，态度粗暴，常以训斥手段处理校务问题，不懂得开诚布公及必要妥协，不久即激起学生的反感与多数教职员的不满。

文学院院长杨懋春写道：

“在战时，政府不准在后方有罢工、罢课、游行等活动。但有一天，不知何故，成都一切学校的学生都罢课，到街上去游行，只齐鲁大学的学生为校长所禁止，未能参加。事后，各校学生都讥笑齐大学生胆小无能。而汤校长又见人就说，只他有力量与办法使学生不罢课、不游行。齐大学生既已受到别校学生的讥笑，又听到自己校长这种轻视学生的妄语，就全体起来反对汤校长。学生指控他克扣政府发给学生们的膳食补助金。这种控告虽经校外公正人士查无实据，而学生们则继续控告不停，且向新闻界请求声援，又在校园上张贴标语。校董会召集特别会议，研讨此事。多数董事虑事件扩大，就决定请汤校长休假一年，出国考察。”

此后汤吉禾入幕，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秘书。

   1945年，化学家吴克明继任齐大校长。据刘世传的女儿刘贞一说，吴克明之所以当上校长，是因为他是孔祥熙的女婿。论人衡事，此说或带意气。

   吴克明是山东青州人，早年丧父，教会资助他完成学业。1919年齐大毕业留校教化学。1923年秋，被推荐到山西太谷铭贤学校任教员兼教务主任，校长即太谷人孔祥熙。1929年，铭贤学校资助吴克明赴美，进欧柏林大学研究院研习化学。两年后获硕士学位。1931年归国后，先后担任铭贤学校教员兼训导主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化学组主任。1938年，吴克明返铭贤学校任校务长，带领师生一路西迁，最后落脚四川金堂，学校更名为“铭贤学院”，吴克明任院长。1944年春至1945年夏，他应聘中央财政部盐务总局作技术专员，研究解决后方食盐不足的问题。1945年秋，齐大校董会与校友会共议，请回校友吴克明出任校长。

联合办学

   战火绵延，战争升级。1939年4月，全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在香港召开校长联席会议，讨论“国家危机时期的政策”和“长期的应急调整与重建”等议题。来自内地十二所大学的校长一致声明：“我们认为应当维护基督徒的品格、学术自由和对国家忠诚，尤其是在国家处于危机时期。我们要坚定庄严的信念：为保护这些权利做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关于长期应急调整，通过了应对成都和上海教会大学形势等问题的决定。

   坝上人员骤增至三千人上下，张龄高领导的华大应接不暇。他在1938年4月5日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本校工作较前增多，自中央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移蓉后，本校教室住所均感不敷应用，现正漆修化学室、新医院、教员住所。”其应对措施一是挖潜，如紧缩师生用房，二是争取经费，积极扩建，以解决暂时困难。殊不知，这一“暂时”就是八年！

   此前各校办学各有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和规章制度。五大学汇聚坝上，各种矛盾层出不穷。面对纷纭乱象，惟有协商。对不同意见的妥协，为了获取有用的结果而妥协，为了避免决裂纷争而妥协——这样的妥协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一个运用原则。坝上常开各种协调会，每周至少四校长例会一次，迄无冲突摩擦之虞；每月有四校教务协会，由四校教务长、注册主任会商有关授课时间安排，招生考试等问题。

   美国“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资助华大、金大、金女大、齐大共建一栋化学楼。1941年化学楼落成，联席会商定：由四校的化学系及金大的化工系合用，战后归华大。五大学曾联合招收本科生及研究生。1944年的《联合招生简章》规定，学生报考各校，可参加五大学联合组织的入学考试。出卷、阅卷等均由五大学统一组织。

   五大学共有文、法、理、医、农等五个学院六七十个学系，应该是战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各校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教室跨校讲学，学生自由选课，学校承认学分。

医学院是禁区，对外不开放，但在必要时也个别开放他们的专用课室。

残缺的天空

   1938年，为帮助沦陷区西迁的学生完成学业，国民政府开始给断绝家庭联系的流亡学生提供贷金。教育部规定贷金数额为“全额每月八元或十元”，此后随物价涨幅，“参考各地生活程度增加至每生十元至十六元不等”。

   坝上有中央大学医学院、齐大医学院，加上本土的华大医学院，教研临床的力量国内无双，但并不意味着就是健康的保证。1940年，华西校医处报告，当年新体检81名男生，发现有显著身体缺点者75人，占被检人数的92.6%。1941年，五大学组建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在成都华西坝各大学征集团员时，报名时达三百余人，因须体质强健，经两次甄别，仅选得57人，集中训练后，复请三大学联合医院举行全体体格检查，经照射X光，仍有患肺结核病者16人，且其中11人已极危殆。1942年坝上肺病流行，四大学同学患病甚多，因无条件医疗，只好同华大当局协商，求诊于华大新医院。

战争之初，成都物美民淳，坝上五大学经费基本能够保证，学生的家境大多不差，贫困生可以享受贷学金。大家对伙食基本满意。有校友忆起齐大学生食堂：

“菜既丰富，又合营养，也许是因为有医学院的关系，对于这方面特别予以重视。早晨馒头、稀饭、小菜等，中午和晚间，都是四菜一汤，遇到星期六或者庆祝节日，还要加菜打牙祭，菜有糖醋排骨、豆瓣鱼、韭菜炒肉丝、宫保鸡丁、红烧牛肉……时常变换，花样百出，口味新鲜，令人食量大增。其时，教育部对沦陷区学生都发给贷金，付伙食费之外，还略有剩余。物价上涨，仍嫌不够。另外一项补助就是宿舍后面的‘八角亭’——厕所；可谓生财有道。”

齐大师生人数较少，都在坝上安置。当年齐大学生甘克俊讲述：

“齐鲁大学的校舍，教室、男生宿舍及食堂位于小天竺街（现为成都市大学路）北侧，从华西图书馆旁的铁门出来，穿过街到达对面院内，向前不远的右侧，即为齐鲁校舍，只有三排简易平房，中间是个空坝，右侧为教室，左侧为男生宿舍。两排房子的尽头是男生食堂。教室不大，条形课桌与课桌之间距离较近，一次课间休息，坐在前面课桌的男生转过身来讲话，胳膊肘竟压碎了我放在桌上的眼镜。……女生宿舍美德斋，位于小天竺街东端的一条小径内。小径的两侧及宿舍周围以竹篱隔离。大门也是竹篱笆编的，进去后，左右各有一大房间，中间通道的其余房间为小房间。美德斋住着齐大文、理、医学院数十名女生。我住在进门右侧大房间内，沿墙放了七张木制的上下铺，共十四人，文理医各年级都有。

齐大学生姚耀宇回忆：

“抗战期间，同学们都很关心国事，看报如同吃饭，每天都不可少。大家愿意分担费用，共订了三份报纸，即《中央日报》《新中国日报》及《新新新闻》。同室同学，相处融洽。那个寝室，在烽火满天、离流失所时，无异就是我的家，前后四易寒暑，逢年过节不见亲人，孤单痛苦，由心而生。记得每逢过农历年时，门两旁老是贴着那副对联：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

青年从军运动

战争初期，蒋介石听从胡适建议，对教育曾作出“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指示，不在学校征兵。但战事一开，国军溃退，国土沦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兵源素质差。1941年招考飞行学员，首次破例在全国各大学学生中选拔。1942年，日寇入侵缅甸和我国滇西，驻缅英军节节败退，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5月，远征军失利。东南亚盟军副总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应加紧征调大批知识青年，空运印度，在短期内建立一支新型部队。蒋依计通电全国各级学校征兵。1943年10月11日，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两次到会讲话，号召青年从军报国。

最早入伍的是医科学生。前线抗日将士的鲜血仿佛无声的命令。1942年起中大、华大、齐大的医学院，连续三年征召医学生入伍。齐大的张汝黻也走向军旅征程，她回忆：

“1945年二三月间，我和吕犹龙、刘瑞圣报考昆明译员训练班第七期，被录取去昆明受短期培训后，都被分配到昆明岗头村鸿翔部队（伞兵部队）为美国教官做翻译工作。在接受严格的地面军事训练和艰苦的跳伞训练后，我被分配到突击总队第一队（即伞兵第一队）为一美国军医做医务翻译，并于1945年7月12日深夜3时全队180名伞兵乘十余架C-46型运输机从昆明呈贡机场起飞，凌晨空降于广东省敌后开平县苍城镇。当我在高空中从机舱里跳出时，满天都是白色、红白、黄色和绿色的迎风展开的降落伞，真是壮观，令人兴奋难忘。8月3日，准备部队从罗定出发，成功地突击了日寇驻守的重要渡口南江口，歼敌数十人，有效地干扰了海南岛日寇北撤广州的行动。我们正准备第二次战斗任务时，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我们这支装备非常精良的伞兵部队首先进入广州市，成为对日受降的先遣部队。”

抗战后期，青年从军运动，导致数以万计的大学生直接参加正面战场的国军或为盟军服务；也有一些同学奔赴延安参加共产党军队。应当说，绝大多数人的动机都是为了国家民族，然而，谁也不能预测未来的命运，抗战胜利的几年之后，一部分人成了共和国的功臣；而另一部分人则拖着一条历史的尾巴抑郁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