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大学在直至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以前的58年间，整个处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阶段，因此反帝爱国斗争从未间断。尽管齐鲁大学及其医院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长期经营的堡垒，但中国的学生及职工也曾有多次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斗争，其中“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是反帝爱国斗争的典型代表之一。齐鲁大学的师生、职工们在这些爱国运动中都有着突出的表现。

此起彼伏罢工潮

    1919年，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发展迅猛，济南的学生迅速起来响应，齐大的学生也立即投入这一运动。齐大学生会印发反日救国传单，要“踢倒富士山，踏平琵琶湖”，齐大医学生、后来担任医学院院长的张汇泉教授和大家一齐上街示威游行，宣传讲演，检查日货，到政府请愿。齐大的学生王志谦，因阻止推小车的人给贩卖日货的奸商运面粉，被济南镇守使署捕去。齐大学生闻知后，全体冒雨要求镇守使马良释放被捕学生，在雨中整整淋了一天，直到王志谦被释放，才全体整队返校。在全城各学校都恢复上课后，齐大学生会才命令复课。

    帝国主义传教士们是不赞成学生参加这次运动的，但“五四”爱国运动声势浩大，全国奋起，加之职工、商人热烈响应，大力支持，所以他们不敢公开压制。但到次年五月，为了纪念“五四”一周年，学生又兴起了宣传反帝爱国、罢课的活动，学校采取了压制措施，作出了“惩罚”学生的决议。勒令学生离校，并宣布这一学期的学生一律不给学分。学校暂时关闭，暑假后再开学。数百名学生白白浪费了一个学期的宝贵时间，致使该批学生晚毕业半年。

1925年，齐大斋夫、医院工友和洋人教职员中的仆役共300余人，秘密组成“校工大同盟”，要求增加工资，不堪忍受最低下的生活待遇。初派代表数人至洋人校长、院长处提出条件被拒绝，遂于清明节全体工友大罢工，并一律出校、离院，致使无人给病人做饭，无人打扫卫生，院方只好请学生组织炊饭团，请教员组织洒扫队以解燃眉之急。经学生会协助调解，院方被迫同意适当加薪，罢工问题始得和平解决。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鲁，很快全国统一。青年中掀起一股反对旧传统、反对宗教的浪潮，在河南、山东等地到处扒庙、拉神，对外国教会学校更具反感，含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成分。于是在全国各地发起了收回外国人在华教育权的运动。1929年，因制造“五三”惨案而占领济南的日军撤退，中国政府又收回济南主权；秋季，济南各校如期开学。10月27日星期天，齐大校园突起风潮，学生们举旗敲鼓在校园里结队游行，捣毁一校董事的后窗，抛进大石块，以示警告。他们在墙上、树上到处张贴“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废除不平等条约”“粉碎奴化中国青年的教会教育政策”等标语，高呼“收回教育权”“打倒帝国主义”等爱国革命口号。这样搞了好多天没有结果，学生正式罢课。校方把教室的门都锁起来，不让学生开会。学生仍继续坚持斗争，拖延了很长时间。

    后来全校工人（包括勤杂工、机器房和自来水房的工人）都罢工，以支持学生。接着洋人家里雇用的厨师、工友也都罢工响应，因此他们不得不自己擦地板、下厨房做饭，非常狼狈，使得上台不久的齐大校长李天禄偷偷地逃到南京去。学校当局的洋人当权者搜查了学生办公室，把几个学生领袖关闭起来并开除学籍，还有几个人受到停学一年或二年的处分，宣布齐大暂时停课。

    1929午11月，医院护士因生活待遇低，又对伙食不满，与院方交涉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因而全体罢工7天以示抗议。

    齐大洋人对中国工友平素甚为苛刻，压迫亦重，致使他们住地下室或楼梯间，整日难见阳光，工资每月9-15元者占多数，生活相当困苦。因此该校、医院工友们久怀不满，力求改善条件，他们趁年假期间(1929年12月31日至1930年1月2日)向校方提出五条进行交涉：1．每人每月增加工资3元；2．招、辞工友须得劳资双方同意；3．为工会设办公室；4.每月供给工会经费50元；5．工会设办事员。结果学校只同意3、5两条，其余拒绝。于是全体200余名工友议决，“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自3日早起，完全罢工”。他们组织纠察队员24人，监督工友不许工作。“该校自来水即刻断绝，学生饮食须自己下厨房。最感困难者，为医院中之70余名病人，无人侍奉；其病势轻者，均已出院。病重者由院内外国人及医生分班侍奉。有工人王永祥擅自工作，被工会送往总工会”。校方电请西南乡公安局派队长强迫工友工作，遭到断然拒绝。“校内电灯无电，汽炉无火，已成黑暗世界”。罢工共坚持两个多月，但因缺乏坚强的领导，后被国民党政府镇压，罢工终归失败。

    1930年春，学生曾因学校诱迫学生信仰基督教有反感，并对外国教职员自认地位优越、趾高气扬而轻视中国职工，住房、设备待遇相差也太悬殊，有天渊之别（外国教授分住12座二层洋楼，家中雇着中国厨师、工役，月薪高达700元，而中国教授却住在洋楼旁边的低矮平房里，月薪仅70元），十分气愤，而要求平等、民主，又掀起过学潮，也得到医护员工的同情和支持。

    1930年秋，齐大又正式开学，孔祥熙当了董事长，增加中国藉董事的比重至2/3，增聘中国教授，孔又请教育部次长朱经农来担任校长，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批准立案，名义上算是收回了教育权，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刘贝事件”和“侯贝事件”

    1935年5月，日本侵略军进一步侵入华北，司令官梅津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中国因而丧失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华北危机，局势日益严重。全国人民发出救亡图存的呼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二·九”青年爱国运动在北平爆发，上万学生不顾敌人和反动势力的威胁，走上街头，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一爱国大示威震动了全国。北平学生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到达济南后，齐大学生亦奋起响应，全体罢课，到省政府请愿，并准备次日参加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校洋人当权派勾结了反动军阀韩复榘，派出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了齐大，强迫学生解散离校，各自回家。因此这一爱国反帝运动没有能进一步开展。

    1945年，已迁往成都的齐大校长汤吉禾也因镇压学生爱国运动而被迫辞职。

    济南解放后，齐大的帝国主义分子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师生们的思想觉悟，还想以美元作后盾而仗势欺侮已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其中，贝雅德在“刘贝事件”和“侯贝事件”中的惨败，就是最好的证明。

    1950年，英籍教授贝雅德担任骨科主任，工作之余全力投入“宗教活动”，组织学生团契和英文查经班，以主领人的身份散布谣言，作崇美、恐美的欺骗宣传，企图抵销党的领导作用，并为美帝出兵朝鲜辩解，表现相当活跃。他在工作中飞扬跋扈，目中无人。有一次，中国籍外科医生刘福龄已排好手术，贝雅德为了抢做自己的手术而毫无道理地停止刘的手术，并恶语伤人，引起了医院中同仁的愤慨和学生们的强烈反对。贝雅德并到学生会强迫学生们支持他，结果更激起师生们的抗议热潮，最后贝雅德不得不撤回自己的决定，当面向刘福龄认错。

    同年6月，齐大医学院院长张汇泉教授要聘请齐大医学院1935年毕业生侯纯之为外科教授，又遭到贝雅德的反对，他威胁齐鲁医院赵常林院长说：“侯若来校，将降低医学院之质量，齐大从此休矣；侯若来，教会将停止对本校的经济支持；外科一致反对侯来院；若必聘侯，则外科全体或本人将离校”，他并对当时的校长杨德斋狂妄地声言：“聘书只是一张废纸！”

    贝雅德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行为引发了全校的抗议和谴责。为此，校长杨德斋在化学楼333教室开会，报告了全部经过，并严词驳斥贝雅德：“美元之有无并不能左右本校之存亡，谁走，请便！”大长了中国职工的志气。

    最后，贝雅德向校长、院长道歉了结。

    报道此条消息的《齐大校闻》1950年第二期上大字标题是：“齐大在反帝思想、反封建残余意识、反宗派关门主义斗争中昂进”。

(据《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