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鲁大学成立时，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改名为齐鲁大学医科，原共合医院随之改称齐鲁大学医科附设医院，简称“齐鲁医院”。1925年，齐鲁大学为申请政府立案而进行改革，将医科改称齐鲁大学医学院，该院亦改为齐鲁大学医学院附设教学医院，有时称齐鲁大学附设医院、齐鲁大学医院、齐大医院、齐鲁医院，并见诸学校、政府正式文件。齐鲁医院迎来了建院以来的鼎盛时期，成为济南最大的医疗单位，在全国亦负盛名。

抗战之前，驰名国内外

齐鲁大学以办医学院极其附属齐鲁医院驰名国内外。抗日战争以前的20年是彼时齐鲁医院的辉煌时期，在这一时期，它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充。

彼时，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帝国主义趁机侵入中国，控制山东；国内则是连年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齐鲁医院因是英、美、加拿大基督教会合办，恰似外国租界领地，轻易无人侵扰，而得以保全和发展。

1917年齐鲁大学医科医院的大体布局是：大门即现在文化西路107号院北门，上书“齐大医院、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Hospital”。大门西，北墙内为共合楼，内设医院院长办公室、护士长办公室、病房、手术室等，可容病床125张。大门以东，北墙内为求真楼，系门诊部分，当时称诊病所，内有内科、外科、皮肤花柳科等门诊诊察室、药房、手术室、X光室。

医科在共合楼南面的医学大讲堂，内除有医科科长办公室、编译部、图书室、会堂、教研室、教室、实验室等外，尚有临诊室和特别病房。

当时医科科长聂会东担任生理学、眼科学讲课，医院院长巴慕德担任外科手术学课程，他们并兼任临床医师，带领学生实习。

齐鲁医院附设护士学校的位置在大院西南隅，有三层楼和二层楼、平房等。罗根护士长和三名教员除教学外，还负责医院的护理工作。

1924年2月，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医学校全部师生迁入济南齐大医科，从此医科有了女生，齐鲁医院也就有了女实习生。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此时的齐鲁医院人员和设备不断增加，就医者日益增多，原来的病房、门诊开始不敷应用，也有了另建新院舍的必要。美国教会方面募集巨款，于旧医院的东北方购地29亩（东双龙街90号），预备建大规模的新医院，但是由于当时战乱匪患，加上天灾不断，时局不靖，交通阻塞，材料未能采办，一直拖了四年无法动工。

1928年，日本在济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五三”惨案，市民死伤极众。齐鲁医院遂于新购地附带的建筑物内添设临时医院，以救护受伤的民众。秋天，将这些旧有民房修理加大，迁入待诊室、挂号室，扩大了诊病所，男女病人得以同时诊治。

1931年，齐大在国民政府正式立案，1933年春，开始着手建造新医院：1934年动工，1935年建成原设计的三分之一，即新医院四层病房楼和与之相连的二层门诊楼，共307间，建筑面积3769平方米，耗资45万美元。剩下的三分之二的工程虽有建筑费，但无经常费用，因而停建。

1936年6月22日，新医院举行开幕典礼，全院上午停止门诊，在新门诊楼下过厅内开庆祝会，约300多人参加。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致词，大谈良相与良医，并到大楼外合影，会后开放参观。

   新病房楼顶层为露台，用以作屋顶花园，四层为小儿科病房，设以玻璃隔间；三层为男内科通房及特别病室；二层为女内科通房、电疗室等；一层为办公室、会议室、问事处、庶务办公室、病例储藏室。 外科及妇产科病房，暂用共和楼。新门诊共有12个分科，42间房，用作诊察室、治疗室和医师办公室等，全门诊可容400人同时出入而不至混乱。

由于新医院大楼落成，对原诊病所（求真楼，现办公一楼）另行改修，其东翼原为外科诊室，改为公共卫生处；其西翼原为眼科诊室及药房，改为传染病隔离室；中部原小儿科、内科诊室，改为女医生宿舍。准备迁入部分护士，原有之女护士宿舍楼亦不敷应用。

至此，齐鲁医院迎来了建院以来的鼎盛时期，成为济南最大的医疗单位，在全国亦负盛名。

外国人主持一切

齐鲁医院房地产与设备和学校一样，均为基督教会所拥有或购置，经费来源主要靠教会，所以性质上属私立教会医院，隶属于齐鲁大学医学院，系其教学、实习医院。

齐鲁大学医学院是齐鲁大学四个学院中的重点学院，在国内外久负盛名。齐鲁大学受英、美、加拿大基督教的14个差会（教会组织）组成的联合托事部（又称管理总部，设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及两个分部（各设在美国纽约第十区第五街150号及英国伦敦艾登门2号）的领导。

齐鲁大学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按国外联合托事部的指示决定学校各学院的大政方针。最初，学校行政大权均由外国人主持，1946年以前，齐鲁医院院长几乎全是外国人担任，唯一的一名中国院长陈崇寿也只当了三个月，就被英国药师普瑞格( Stanley Presscott)代替。那时的校务会、教务会自然也是由操行政大权的外国人主持一切。

1931年，齐大在中国政府立案后，校长、教务长等职务名义上由中国人担任，也只是掩人耳目以欺骗群众而已。因为齐大及医院所用的中国人大都是出身于教会学校的教徒，由教会一手提拔，一般都俯首贴耳，惟洋人教会之命是听，否则也干不下去。直至1950年齐大仍由美国人赖恩源和英国人林仰山代理校务，经济大权始终为外国人掌握，他们一直是为齐大送钱的外国大资本家和教会在中国的代理人，中国籍的教职员工，甚至校长、院长也是无权过问的。原齐鲁医院副院长杨锡范就说过：“我虽然名义是副院长，可我从来没坐过办公室，一直做我的医生工作。什么时候当的院长也记不清了。”

（据《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