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从上海引进科学火种，点燃山东医学辉煌，蹉跎岁月历经磨难，鞠躬尽瘁心地善良。先生儒雅、深沉、安详，平静地躺在鲜花丛中……”
2005年4月8日，朱汉英教授的追悼会上，山东省各大医院的神经科都派出代表，赶去吊唁；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科的所有医生更是全体出动。教授生前的同事、好友、学生，无不为这位神经病学先驱的仙逝而痛心。
神经内科三个创始人之一
1917年，朱汉英生于浙江省嘉兴县，1945年毕业于原国立上海医学院，同年受聘于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担任神经精神科助教、讲师，成为我国第一代临床神经病学工作者，是神经内科三个创始人之一。
1954年，受老同学、时任山东医学院院长方春望之邀，朱汉英到山东来建立神经科，并担任神经精神病学教研组主任。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朱汉英制定、完善了神经科的查体方法和查房制度，为山东各地培养了一大批临床神经病学方面的人才，促进了神经病学的发展。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朱汉英参编了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内科学》《实用内科学》(第1、2版)《中华现代医学》(中英文版)《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参与翻译了《苏联神经病学》等著作，并担任《中华神经精神杂志》编委和《临床神经病学杂志》《国外医学(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分册)》杂志编辑顾问等职。
2005年4月1日22时50分，朱汉英教授驾鹤而去。但在后辈们的心目中，他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严谨的态度，永远是他们奋进的不竭动力。
最受欢迎的查房
神经内科主任迟兆富是朱汉英带的第一个研究生，认识朱汉英30多年了，他从没见过朱汉英迟到，教授退休后一直坚持看门诊，直到病重。在30多名医生中，朱汉英总是第一个到门诊，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他一般都提前半个小时，稍微休息一会儿再开始工作，他认为，气定神闲了才不会犯错误， “气喘吁吁地给人看病，我怎么能那样做呢？”
神经科的检查比较复杂，有时一套系统的检查做下来需要两个小时。医生为病人检查时，常常需要反复蹲下去、站起来，很是消耗体力。即便这样，年事已高的朱老仍然亲力亲为，一丝不苟地为病人检查。其实他看门诊，总有年轻医生帮他抄方子，同事好意劝他，检查的事情可以让年轻人做，自己坐着写写病历就行了，朱老却说：“那哪儿行啊？那样我就找不着感觉了！”
退休以后，朱汉英每周查房一次。每逢他查房，进修医生、研究生、住院医生等年轻医生都特别愿意参加，因为每次查房，他都要讲一个题目。为了讲这个题目，事先他要到病房去找病例，病房没有，还要到急诊或门诊去找，然后到图书馆翻书。周四是查房、进行疑难病例分析的日子，但朱汉英的准备从周一就开始了。到病房或门诊、急诊选定病人之后，就到图书馆或者回家查阅资料，一本本、一摞摞地翻。这个时候，家里气氛最紧张了，女儿朱晓熹说，有时候在家里大气都不敢出，“查不到资料的时候，爸爸就会唉声叹气。”星期三晚上，朱汉英总是早早睡觉，星期四凌晨两点钟，他就起床了，扭开灯，戴上眼镜，摊开书本，开始备课、背书。他说，年纪大了，背早了记不住。查房时，会有很多医生前去旁听。朱汉英一边问病史、查体，一边在黑板上讲解，一讲就是一上午。因为满口的浙江话，害怕别人听不懂，他总是边讲边在黑板上认真地书写。
至今，很多医生还记得他查房、讲解病例时的情景，都说他头脑清醒、条理清楚、逻辑清晰。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朱教授从来都是实事求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给学生和年轻医生分析病例的时候，碰到他也不懂的地方，他就说自己不知道。碰到把握不准的病人，就跟病人约好时间，然后回去查资料，弄准确了再给病人看。”说起朱汉英的严谨，同事和学生们都有相同的感受。有一次，朱汉英在门诊碰见一个患有肌阵挛癫痫的小女孩，当时病情很复杂，朱汉英一时拿不准如何诊断，就叫孩子家属第二天上午十点在门诊等他。下班后，朱汉英到图书馆查资料、回家翻书，第二天准时到门诊给病人答复。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1987年，朱汉英的关门弟子郭斌跟随教授进行临床实习。朱汉英碰到一位50岁的病人，四肢肌肉萎缩，言语不清。经过初步检查和询问，他初步断定，病人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这在当时是一种难以治愈的顽疾。为了给病人一丝希望，并进一步做肌电图检查以待确认，朱汉英在病历上慎重地写了几个字：肌萎缩原因待查。郭斌说，老师的认真、严谨对自己影响很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有一次，诊室里来了一位八九岁的小女孩，家长说她爱哭闹、易烦躁、情绪不稳。此前有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说属于功能性疾病，吃点药，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朱汉英在复查时，发现了这位病人，要求重新诊断：“自古以来都说，‘小儿无诈病’，小孩子怎么会欺骗人呢？”朱汉英亲自检查、诊断，结果发现，小女孩得了“肝豆状核变性”，一种铜代谢异常的隐性遗传病。
没有好课题，不带研究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科技就是生产力”的理论让朱汉英等“反动学术权威”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1978年，朱汉英成为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导师，八年间共培养硕士研究生七名。1986年以后，他就再也不带研究生了，他说，“我想不出好的课题来了，怎么带研究生呢？我不能耽误了学生！”分数不够高、外语不达要求的学生他也决不收。大女儿朱晓熹的一个老同学，外语学的是日文，想考朱汉英的研究生，朱汉英一口回绝。虽然带的研究生不多，但对于每一个学生，朱汉英都倾注了大量心血，想尽办法为他们创造出国深造的机会。每次学生出国临走，或从国外归来，他都要掏腰包，请学生们到酒店吃饭。这时，朱汉英一改平日的严肃，笑逐颜开。
除了这7名研究生，科里的其他医生在严格意义上来讲，也都是朱汉英的学生。1960年毕业参加工作的韩丹春教授，是与朱汉英相识时间比较长的同事了。在韩丹春眼中，朱汉英谦虚严谨，对人要求严格，但从不发脾气，让人从内心愿意一丝不苟地把工作做好。他布置工作时的口气也从不是命令式的，而是温和地说：某某医生啊，有一件什么事情啊，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能不能做一下啊？
1973年，当时还没有CT、磁共振等先进的检查设备，脑脊液循环试验是神经科经常做的检查之一。一次在为一名颈髓肿瘤的病人做检查时，出现了压颈试验不通畅、压腹试验通畅的现象，大家都不能理解。朱汉英到学校的解剖教研室找出解剖挂图，给科里的医生们耐心讲解。
拿出全部积蓄，设立奖学金
朱汉英的精湛医术和严谨态度，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病人慕名而来。很多病人康复后都会买些礼物送给他，但他从来不收。有一次病人送来了两个西瓜，第二天他就派人把西瓜给病人又送了回去，那是买什么都要凭票的年代，两个西瓜该用多少票啊。有一次，同事花了几块钱，买了两瓶葡萄酒送给朱汉英，结果愣是让老师给退了回来。几天后科里开党员会议，朱汉英又把这件事当作“反面教材”给抖落出来，搞得坐在台下的同事满脸通红，甚至别的同事也觉得有些尴尬。
青年时代的朱汉英是个很讲究的人，这一点从那些发黄的黑白照片中可见一斑：穿西服打领结，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干净清瘦的脸庞，眼镜后面透出的是睿智和才华。到山东来以后，朱汉英变得很朴素，一粒米掉到饭桌上，他都要捡起来放进嘴里；菜吃剩下了，下顿接着吃；洗过衣服的水，留下冲厕所；床单都有几十个补丁了，还是不舍得扔掉；一件呢子大衣，披了几十年。有一年夏天，小女儿朱晓东从背后看见爸爸的确良衬衣里面的汗衫像蜘蛛网一样，就提醒爸爸换掉，结果朱汉英说：“哦，那这件汗衫夏天不能穿了，冬天还能接着穿。”
朱汉英的老伴是齐鲁医院的一名护士长，1982年5月，老伴离开了人世。为了纪念去世的老伴，也为了发展一下比较落后的护理事业，1985年，朱汉英拿出全部积蓄，捐资18000元人民币，在山东医科大学护理系(现山东大学护理学院)设立了奖学金，这对当时月工资是180元的朱汉英来说，已经属于“天文数字”了。朱汉英去世的时候，医院的不少护士都说，上学的时候拿过这个奖学金。熟悉朱汉英的人对朱晓熹说：“我知道，你爸爸把吃饭的钱都拿出来了。”而在那之前，朱晓熹被查出患有鼻咽癌，正在治病，医疗费用不菲，而且由于她所工作的国棉厂经济效益一直不好，她的收入少得可怜。
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朱汉英的病情恶化。基于他对医院的巨大贡献，医院对他开放了重症监护病房，但朱汉英摇摇头，“住那个地方干吗？身上插满了管子，很痛，里面冷冰冰的，看不见人。”更重要的是，他认为，“那是浪费国家的钱啊！”生命结束前的一天，医生问他：“朱老，您好不好？”他还用尽力气地回答：“好！”作为医生的他，当然明白自己的状况，他这个“好”，是不肯麻烦人的意思。在与远在美国的小女儿朱晓东的最后一次通话中，他还让女儿放心，他一切都好，大家照顾得也很好。
除读书看病 什么都不会
在女儿眼中，朱汉英是个书呆子。女儿常常笑话他：爸爸除了读书看病，什么都不会，连吃饭也不会！书呆子父亲顽固地只吃南方口味的饭菜，每到吃饭的时候，他坐在饭桌前，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做得不对胃口，就少吃或者不吃，但从不提要求。所以做饭问题一直是妻子和女儿的头等大事。
1966年，朱汉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能看病了，只能为病房拖地板。很快人们就发现他连地板也不会拖。在朱汉英心里，做学问是最重要的事情。除了吃饭睡觉，他一辈子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做学问上。
除了看专业书，朱汉英还关心国家大事，《参考消息》每期必读。他惟一的爱好是听京剧，有时会花点时间看电视、听京剧。10多年之前，小女儿到美国定居以后，朱汉英一个月给女儿写一封信，内容经常是“形势大好”之类的话，也会谈谈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疾苦和就医的难处。女儿说，书呆子父亲虽然是个稍显迂腐的老头，但也有可爱的时候。他偶尔也会在半夜爬起来，看足球比赛，大呼小叫。前两年用电子邮件跟小女儿联系，小女儿的信件是英文，朱汉英给大女儿翻译的时候，有时会故意翻译错了，等到大女儿查英文词典发现时，他会一本正经地说：“也让你高兴高兴。”
受朱汉英的熏陶，朱晓熹的女儿刚学会走路时，就会搬个小凳子，坐到正在看书的外公身旁，拿着铅笔写字。朱晓熹说，“我们家的孩子不用管，学习都很好。”朱汉英的小女儿朱晓东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后来到南开大学攻读生物化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山东大学微生物研究所，现定居美国，从事病毒遗传基因的相关研究。大女儿朱晓熹的女儿5年前从山东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去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在新加坡从事内分泌方面的研究。
朱汉英的离去，是千万患者的损失，神经学界为之悲痛。生命已逝，然精神永存。“行医济世，毕生追求”，这是朱汉英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他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严谨的态度，已融入神经学界的每一个“细胞”，流淌在每一个后来者的血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