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正是泉城一年中景色最美的季节，百泉喷涌，佛山垂绿，山东省军区五所大礼堂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以及医科教育学专家云集济南，“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年会”在这里隆重召开。当大会主席团宣布，为表彰我国《诊断学》科的创立者为诊断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诊断学对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突出贡献，大会特设“诊断学教学改革特殊贡献奖”授予一位年逾八十的老人的时候，会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当这位双目失明，下肢瘫痪的老人，被轮椅推上讲台，全场顿时一片寂静。这位深受人们敬重的老人，就是我国《诊断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戚仁铎先生。
烽火岁月里的神圣誓言
1947年，中原大地还处于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由新四军主办的“华东医科大学”随军转移到胶东老区的乳山县。生于1921年，当时高中毕业的戚仁铎刚刚来到烟台市的一所小学任教还不到一年。这位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读过不少进步文学艺术作品，崇拜鲁迅、胡也频等左翼作家艺术家，也有过当作家的梦想。但在当时共产党人的感召下，由他的入党介绍人的支持，改变自己初衷，毅然投笔从戎，成为“华东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解放大军的一名战士……
当时的胶东解放老区，也还处在战争与动荡的状态之中。因为战争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学院里的人员流动很大，学习生活也不能规范。戚仁铎和本届的二十多个学生，寄住在当地的老百姓家里，过着半军事化的学习生活。时过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华东医科大学”短暂的学习生活也随之被改变了，学员大都分配到各个作战部队随军作战。戚仁铎当然也不例外，来到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卫生队，做了一名卫生员。在那些战斗的日子里，戚仁铎跟随着解放大军，征战山东大地，炮火硝烟里进进出出，抢救负伤的解放军战士。火热的战斗生活，锻炼了戚仁杰的毅力，也同时使他增强了做一个卫生战士的责任和重大使命感……
国民党对八路军根据地的“重点进攻”被粉碎后，华东医科大学改编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戚仁铎接到上级指示，又恢复了原来的学习生活。
那是个动荡无常的岁月。医学院的学员们根据战争的需要，忽聚忽和，忽前线，忽后方，一切为了战争需要、为伤病员服务。他就参加过西红山、珊瑚山、胶河等重要战役战斗，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受到很大的锻炼。接到返校命令后，戚仁铎又回到学校，但一看当时情况心里有些不安起来，原来同他一届学习的二十多位同学，这时只有六个人应召前来报到。经过了解，原来有的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有的同戚仁铎一样，已经离不开或不愿再离开自己战斗过的部队……
感慨之余，戚仁铎也向组织提出要求，再回部队工作！经过一段军旅生涯的戚仁铎，他已经离不开火热的战斗生活以及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当时，卫生队的队长（解放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严肃地批评开导他，要他认识到做一个新中国医务工作者的重要意义，服从组织安排，好好学习，努力做一个合格的白衣战士。
经过许多次战斗的洗礼，戚仁铎也已经亲身感受到做一个人民医生的重要意义，他所信任的卫生队长的一番道理更如醍醐灌顶。听了队长的这番话，他不由想起自己学生时代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那天早晨，学校的同学们同往常一样集中在操场上，等待教务主任训话。大家却奇怪地发现，一夜不见，慈祥的教务主任好像一下子年老了许多，他蹒跚着走上讲台，开始讲话，声音却哽咽着：“同学们，无论你们以后身在何地、从事何种职业，有何种个人经历，都不要忘记这一天——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了我们的领土，北平失陷、天津失陷……整个华北已经摆不开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那个非常的年代里，戚仁铎年幼的心灵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也种下了强国健民的种子。他永远也忘不下那悲怆感人的一幕，教务主任声音战栗着，老泪纵横。教务主任的这番话，留给他的是激愤和终生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记忆。在他年幼的心里，仇恨那些将中国人称为“东亚病夫”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盼望有一个强盛的民族和祖国！
这会儿，卫生队长的话又勾起了他幼年的记忆，热血不由涨满心头。他庄严地表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人民战士，他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将自己一生献给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
此后的岁月里，戚仁铎一直遵循着自己的神圣誓言，为新中国的医疗事业做出贡献。在随后到来的潍县战役和济南战役中，他随同医学院的其他同志，几次参加战地医院的救护以及防疫工作，直接为解放战争服务，为伤病员服务。紧张的战争与学习生活，使他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济南解放以后，作为华东医大的学员，戚仁铎来到院系调整后的齐鲁医学院学习并留校任助教。1955年，为了提高专业水平，继续深造，戚仁铎考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1956年毕业后，被派赴苏联莫斯科第二医学院心内科做副博士研究生，后转入莫斯科中央血液研究所，在国际著名血液学家杜尔岑教授指导下做研究生。
在莫斯科，在异国的医学殿堂里，戚仁铎接受了更为规范严格的教育。虽然人地生疏，他还是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一边努力学习俄文，一边系统地学习医学基础知识。当时，中苏关系是友好的，这就为学习生活提供了安定良好的环境，为来自中国的学子进一步学习提高医学知识敞开了方便之门。戚仁铎渐进渐深地站在了国际研究领域的高端，从而审度自己面前的问题，不断拓宽拓深自己的学习研究领域。虽然开始时语言交流上还存有一些障碍，但戚仁铎经过一番刻苦努力，这些很快得到解决。
1959年底，学业完成，满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望，戚仁铎又回到自己的祖国，仍在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历任内科讲师、副教授、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等职，1983年又晋升为教授。
戚仁铎对内科学及内科基础课程，有丰富的授课经验，热爱自己的工作并倾注以满腔的热情。自1979年任硕士生导师以来，培养出许多研究生，在医学教育工作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做一个受人民欢迎的好医生
几十年来，戚仁铎先生，无论任教从医，始终严谨执着，一丝不苟，认真负责。
在讨论病案的的时候，常常有学生会把“癫痫”读作“癫jian”,只要让他听到，他就会不厌其烦的一次次纠正，因为他的这种学究气，文革中还发生过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当时因为戚仁铎是八路出身的专家，所以文革中仍担任内科的党支部书记，有一天，内科教室黑板上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是用俄语书写的“赫鲁晓夫万岁”，因为当时全国到处都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原保卫科长接到报案后，便请了精通俄语的戚仁铎一起去勘察现场，没想到到了现场，学究气十足的戚仁铎竟然无视反动标语的反动内容，一板一眼的挑剔和修改开了反动标语的语法错误和错误的大小写，让现场的造反派无比愤慨。戚仁铎想不到的是，这一次，他却给自己找来了大麻烦，因为挑剔修改“反标”的语法错误，“书写反动标语”的帽子反倒扣到了他自己的头上。随后的那些日子里，这位新中国自己培养出的医务人员，还是没脱了挨批挨斗的命运。
但就在挨斗的时候，戚仁铎也学究气十足。有一次，戚仁铎又被拉上讲台挨批斗，他大弯着腰窝在讲台上，耳边不时传来噼噼啪啪有人挨打的声音，随后自己的腿肚上也挨了一脚。因为头弯得很低，从自己的两腿中间，他清楚地看到了那位打自己的学生是谁。其时，戚仁铎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那打人者，心里反倒生出些感激——那位打人者处在这样的地位，不打人不行却没有对自己狠下毒手，踢在腿上的那一脚并不重，又是踢在软组织上，因而未造成多大伤害。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关部门要人们检举文革“三种人”的时候，戚仁铎虽然清楚地知道批斗中打过自己的那个人是谁，却没有去举报。他认为，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他相信踢过自己一脚的那个人当时对自己还是心存爱护的呢，他会接受教训，重新做人的——在政治思想上，也应该遵从治病救人的原则……
在那些非常的日子里，戚仁铎被发配到鲁南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改造。在那缺医少药的乡村里，戚仁铎一边劳动，一面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当地的贫下中农治病。他对劳动人民的诚心诚意，感动了当地的劳动人民，他们把戚仁铎保护起来，不让他参加一些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而要他专心为农民诊疗治病，并耐心地指导乡下的赤脚医生，提高他们的医疗技术。戚仁铎来这里不久，四邻八乡的父老乡亲都知道当地来了个城市大医生，于是扶老携幼，每天来找他瞧病的人络绎不绝。当时，乡里有辆自行车都是很稀罕的，驻地的乡村领导人却规定，一旦哪个村里有了病人，不能让戚先生攀山走路，务必派人用自行车带着他前去为患者治病。
在那些非常的日子里，戚仁铎的足迹踏遍了兖州、泗水等地的许多农村，为无数父老乡亲解除了病痛。他成了乡里最受欢迎的人物，并且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和保护，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一旦有“造反派”组织要提他去参加批斗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就千方百计地阻拦，说他在这里还没有“改造”好，“需要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后来，他结束“改造”回城的时候，父老乡亲都依依不舍地前来为他送行……
在这段难忘的日子里，戚仁铎自己也确实受到了很大教育。农村的贫穷和缺医少药，使他更感作为一个人民医生，自己兼负责任的重大，决心要做一个受人民欢迎的好医生，时刻不忘劳动人民的疾苦，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这个信念，成了他此后攻克医疗难关的一个巨大动力。
《诊断学》学科的重要创始人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戚仁铎从国外留学归来就曾提出，应该创立中国医学界自己的“诊断学说”。文革结束后，戚仁铎先生重新回到了医疗和教学岗位上，面对当时百废待兴的医疗教育事业，戚仁铎感觉到随着医疗技术现代化的发展，国内的医学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医疗技术的发展水平，于是他开始专心研究医学课程的改革。他分析对照了国外的医学教育课程，发现国外很重视诊断的教学，随着各种先进的医疗诊断设备的问世，诊断学作为一个专门课程，在医学基础教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国内的医学课程设置。诊断包含在《内科学基础》中，既不能突出诊断在医科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也不利于和国际接轨。但一门约定俗成的基础课程的设置和改变，谈何容易，旧的传统观念、教材的改编，这些几乎就是一次医学教育改革的系统工程。但戚仁铎发现，在世界的许多发达国家，医疗诊断学已经作为一个单独而且十分重要的学科得到研究发展，而在国内，医疗诊断这一学科，却还依附于内科基础学之中，这样显然影响了这一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并且，就中国医学界的现状来说，这一学科的独立研究越来越显得迫切和重要。
鉴于这一现象，为了发展诊断学研究，戚仁铎开始四处奔走，到处呼吁，对医科大学的基础课程进行改革，尽快建立“诊断学”课程，突出诊断在医疗中的重要地位。他的这一观点，终于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和医学界同行的积极支持。齐鲁医科大学专门成立了戚仁铎任主任的诊断学教研室，此后，由他负责出面牵头，召集全国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等，开始编写《诊断学》教材。
经过数年的努力，一部百万余字洋洋大观的中国自己的《诊断学》终于于1974年问世了。作为医科院校的高等教材，《诊断学》内容全面，材料翔实，文字精炼易懂，经过全国医学院校的教学试用，得到了很好的积极反响，现在已成为中国医学院校最实用的医学基础教材之一。
除去组织之外，戚仁铎先生亲自动笔撰写了《诊断学》中的“白血病前期及早期诊断”一文，参阅收集了国内外诸多研究文献，阐明了白血病前期的本质、早期的诊断的新技术和借鉴诊断要点，取材丰富，论据正确，对白血病的诊断治疗具有指导性意义。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医学文献，先后获得卫生部颁发的许多荣誉和奖励。《诊断学》的出版，推动了中国对于诊断学科的专门研究，并且在卫生部主持下，专门成立了全国性的诊断学研究所。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每隔几年，就需要对教材进行一次补充和再版，其中前四版都是戚仁铎先生亲自主持编纂再版的。戚仁铎从医五十年，如果从上世纪60年代初，他开始呼吁建立中国的诊断学开始算起，他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诊断学》的建立和发展。作为《诊断学》学科的重要创始人和著作者，他先后被聘为国家卫生部高等院校诊断学教学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诊断学理论与实践》杂志名誉主编等，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医学教育界享有盛誉。
著作等身的学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戚仁铎退休在家，开始安度自己的晚年生活。但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坐卧行止，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所从事的医学事业。在此期间，他利用退休的充裕时间，撰写了不少医学论文。
这期间，因为患脑梗塞等疾病，很多时间戚仁铎都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当时，卫生部正组织有关人员编写规模宏大的《中华内科学》，卫生部长陈敏章亲自任主编。陈部长思来想去，其中编写有关《诊断学》的一些章节，最为合适的人选，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为此学科奋斗一生的戚仁铎先生。但是，面对卧病在床的戚仁铎，他实在有点不忍心再将这一繁重的工作交给他。陈部长向戚仁铎透露了要编写《中华内科学》的想法后，谈到其中的《诊断学》部分。戚仁铎还是察觉了部长的心思，就直截了当地对部长说：“如果有需要我做的，我一定会尽责尽力……”
就这样，戚仁铎在病床上开始了工作，就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年逾花甲的戚仁铎先生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再度呕心沥血，编撰《中华内科学》有关诊断学的第三章。因为年迈，因为病痛，坐的时间久了浑身酸疼，他就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有时一夜要醒来几次，睡不着就爬起来，歪在矮桌上再写，直到累得挺不住了才歇息一会儿……
病床的护士和陪床的家人，看到他歪在病床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吃力书写的样子，劝又劝不下，自然十分心疼。医院有关人员就在医院的病床上为戚仁铎安了一张矮桌子，供他写作时使用。
就这样，一年的时间过去，戚仁铎如期完成了《中华内科学》第三章的编写任务。数十万字的著述，每一字每一句，都凝聚着老人的心血！
在此期间，饱受病魔折磨的戚仁铎先生，还主编了《诊断学问答》《诊断学实习手册》《妇产科与儿科诊断图解》等医学著述，参与编写了大型参考书《实用丛书》之《战胜病魔》中的某些章节，以及《诊断学基础》《再生障碍性贫血发病机制研究》等医学著述。主审了路在英主编的自学考试教材，在《诊断学问答》这部著作中，他把诊断学中的许多关键重要的课题，用问答的方式提出问题并给于解答，这种方式通俗质朴，简明易懂易于接受，深为学生喜爱，成为医科学生考研必读的重要资料。上述论著曾获得了省部级多种奖励。
晚年的戚老先生双目失明，但仍念念不忘自己付出一生心血的《诊断学》的编纂出版工作，他就像一柱高燃的红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伴随着新中国的医学和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伴随着齐鲁医科大学的成长，老人从一个八路军的白衣战士，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专家，他是救死扶伤的医生，更是著述等身的学者，他孜孜以求，上下求索，身体力行，诲人不倦，为中国的医学教育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