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大学坐落在济南南城墙外的千佛山下，方圆约十里左右，南倚佛山，向北可远眺趵突泉和大明湖的景色。校园内花树繁茂，郁郁葱葱，散落着五座青灰色三层的大屋顶的教学楼和办公楼。校园中央有一座青石到顶的古典哥特式大教堂——康穆堂。在西南方向则有十几处四周带小花园的西式小洋房，都是英、美和加拿大传教士和教授们住的地方。离西北角上有两个二层楼的女生宿舍，分别叫景蓝斋和美德楼。我们男生宿舍一排四行地并列在东边。校门在正北边，是一个古朴的牌坊式建筑，上有黑底金字——“齐鲁大学”。
春夏之交，校园内松柏墨绿，绿草茵茵，丁香和桃花分别用紫红两色点缀在碧绿丛中，构成了一幅幅绝妙的水彩画。
校园的南边有大片的空地，齐大农专在那里种麦田，还有养牛场，这些都在图书楼的南面了。那时学校四周也没有什么围墙，只有一道壕沟，还有几个钢筋水泥修的圆形碉堡。杂草丛生，弹痕累累，能使人回想起当初解放济南时震耳的枪炮声。
我将近四年(1948-1951)的大学生活，都是在齐大度过的。齐大使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增加了能力，懂得了应当如何去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去奋斗。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砸掉“男生止步”的牌子
1949年快放暑假的时候，齐鲁大学剧团为了开展活动，排练话剧。我到处去挑选演员，因此，便要经常到女生宿舍——景蓝斋去找女同学。可每次到了景蓝斋门口，首先看到的是门口上面横挂着的“男生止步”的木牌子，叫人看了打心眼里就别扭。一天我约好经济系的张盛岑同学，商定要到景蓝斋去砸牌子。于是，便找来了一个梯子和一把斧子，我爬上去要把那块不合时令的牌子砸掉。这时，不但引来了十几个看热闹的各系同学，不知是谁，把教务处的老师和美国的牧师赖尔老师也请了来。赖尔牧师经常身穿中国长袍，碧蓝的眼睛，透过一副金边眼镜，可以窥视到他深邃的目光。他热爱中国文化，性情温和，乐意和同学们交谈。我在砸牌子时，围观师生便七嘴八舌议论开来。有的说早就该摘掉，有的说这是校规，学生不能擅自动手。这时忽听得赖尔老师大声说道：“It is a law!”意思就是说这是学校的校规，不能随便更改。可我已经把木牌摘下，递给了张盛岑同学。于是我笑着但是又很坚定地用英语向赖尔老师说：“It should be broken!”我的回答立即引起了同学们的一片掌声。
过了几天，几位碰到我的同学都说：“密斯特韩，这件事情干得好！”当时我想：现在都解放了，还搞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啊！
我的几位老师
1949年初，齐鲁大学由杨德斋博士接任校长，他是美国的化学博士，为人宽厚，是一位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1939年我在济南正谊中学读初中时，他教我班的英语课。当时日本人曾以高官厚禄引诱他“出山”为日伪干事，但都被严词拒绝，他宁愿当一名清贫的“教书匠”，也不为五斗米折腰。在齐鲁的校园中，我不时地遇到杨校长，还经常和他谈起中学时的那些往事，说到杨老师还因为我背不上单词用教竿敲我的脑袋时，他总是哈哈大笑，十分的开心。
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王大彤老师被聘任为齐鲁大学教务长。王老师是我在正谊中学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那虽然是在日伪时期，他给我们上课讲鲁迅先生的著作时，就明确地给学生灌输爱国、革命的思想。大概在1946年他便跑到解放区去了。1957年，我在空军工作时，趁回济探亲的机会，还去看望王老师，师生叙旧，倍感亲切。
1984年，我有机会返济去和历史系的老校友相聚时，才听说杨校长和王大彤老师都在“文革”中被迫害。当时，真是让我伤心极了。
英语老师，Miss Maclion(麦克琳)，是一位美籍传教士，五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所以我们都管她叫Miss Maclion。她白颈大眼，满头银发，额头上已经刻上了几条浅浅的横纹，戴着一副小花镜。她经常身穿浅蓝色的中国旗袍，对人和蔼可亲。她平时就爱和学生交往，还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家住在西北角那面的一个带小花园的小洋房里，我和同学们经常到她家做客，到她家时，她总是招待我们一些自制的小甜点。夏秋之交，她那个小花园里种着一些西红柿、草莓等，成熟时那些东西味道十分诱人，我和同学便在园中采摘着随便吃。麦克琳老师在家中的窗内隔着玻璃看见时，总是笑容可掬地向我们招手示意：随便吃吧。
在英语课堂上，麦克琳教学却非常认真。遇到同学发音不准，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纠正。有一次为了让我准确地区分“th”、“ts”、“ds”等词尾，如何才能有区别地说准确，她站在我的身旁，看着我的口形，足足教了我十来分钟。
1950年年底，抗美援朝进入高潮。外籍教师全部回国，不少同学也随他（她）们到美、英、加等国去了。可能麦克琳老师看我天资聪明吧，几次表示乐意带我赴美深造（那时好像出国比较容易）。由于我立志救国兴邦，也就婉言谢绝了这位麦老师的好意。
去农村社会实践
1950年，学校便进入一个党小组，组长叫徐杰，还带来了穿一身土黄色老八路衣服的文艺教授——作家陶钝。这和进出校园的几位西服革履、口讲英文的洋教授形成强烈的对比，使人感到时代正在大变迁之中。
校党组一入校便积极地引导同学们多多参加实践活动。1950年的夏天，我自愿报名参加了“山东省农业调查队”，该队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央提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际资料。调查队由齐大、青岛的农专、南京金陵大学的六十多名师生组成，经培训后，分成若干小组奔赴山东主要县、镇去调查汇集材料。
那时，条件相当艰苦。广大的农村既无公路和汽车，也没有电灯、电话。我等一行六七人被分配到胶东一带，下了火车，一般靠步行，还得背行李，条件好的地方能坐上一辆大胶皮车。我组中还有一名青岛农专的牟云官教授以及南京金陵大学的五名同学，奔赴胶县——即墨——莱阳——掖县——黄县一带。由于我等一行是由省城下来的，所以各县领导总是对我们热情地支持和照顾。
一天，我们走到莱阳，半路上突遇暴雨，一条易水河河水猛涨，迎面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于是大胶皮的马拉车只好回村，而在天黑之前我们必须过河继续往县城赶路。于是大家便想办法从老乡家里借了一口大缸，搬到河边，把三个女生，一个个地放到大缸中，然后推入水中，慢慢推着横渡易水河。我和刘国桢同学水性好，便将衣服和文件等也放到缸中，让女同学坐好，往前推移。最困难和危险的一段是到了十多米远的河中间，水深没人，河水湍急，我们推缸的双手把紧缸边，口喊“一二一”用蛙泳的姿势双腿猛蹬。运了一个过去，再把空缸推回来运第二个、第三个。最后游回来一趟，把大缸还了老乡，才整理行装，继续往莱阳县城去了。一段“缸渡易水河”的故事，当时被传为佳话。
从莱阳到了掖县，王县长一看介绍信，忙把我们看做“钦差大臣”一般。那时，大学生为数很少，故而王县长把我等待若上宾，把他的办公室临时腾给我们用，把县里当时唯一的一盏吊汽灯也给了我们用，还吩咐下去，让我们吃馒头（平时县长等人都是吃窝头），中午额外加一盘炒鸡蛋。每次我下去调查，都有干部和农业劳模陪着。掖县真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县城中林立着十几个用汉白玉雕成的什么“忠义”、“贞节”大牌坊，造型多变，构成一道古色古香的风景线。那些小山头上草木丰盛，野花遍地，各种色彩艳丽的大蝴蝶满山飞舞，其中不少山头，都是自下而上的一圈圈的葡萄架一直种到山顶，远处望去，好像一个翻过来放着的螺丝钉似的。农民们指着地里的庄稼给我们介绍，那一种叫八大叶（高梁），这一种叫牛心锤，质量如何，病虫害怎样。
暑假的两个月中，我组走了五六个县，确实也吃了不少苦。但这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农村，接触到了那些朴实勤劳的农民，还增长了很多的农业知识，可以说收获颇丰吧。
1950年寒假，学校又号召同学们志愿报名参加山东省的士地改革运动。当时，文、理、医三个学院报名参加的大约有五六十个人。经过几天的学习培训、学习政策之后，我和药学系的马秀莲同学被分配到淄博专区土改组。这个组地点设在淄川西边的夏家庄里，组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矿工叫张振德，还有两个背着三八大盖子的青年民兵。因为当时治安不稳，不时发生敌特杀害干部的事情，所以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两个民兵总是保护着我们。那是一个寒冷的严冬，但是，环绕着夏家庄的那条小河，却不停地流淌着清粼粼的泉水，白天冒着雾状的水汽，河中心不时地能看到翠绿的摇动着的青苔，似乎预示着春天即将到来。
土改运动在我们片上迅速展开，宣传政策，调查情况，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忙得日夜兼程。经常是忙到半夜，才踏上厚厚的积雪，回到住所——一家地主的老宅子里。
我和组长住的那间老屋一面正好邻街；那晚刚要休息，民兵小李子突然从院子里找来几块旧砖，爬到炕头，用几块砖块把一个小窗口堵得死死的，还告诉我们，如不堵死，半夜里敌特扔一个手榴弹进来，咱可就完了。小李子是唯恐有人把我杀了。马秀莲是女同学，我也主动地处处关照她，返校之后，我们自然成了好朋友。我们自学校分别，直到2005年齐大校友在济聚会时，才又一次相见了，这已经是事隔五十多年了。
那是一生中第一次在农村和农民一起过的一个春节。这次的经历和磨炼，使我获得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在我脑海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抗美援朝，投笔从戎
1951年的夏天，朝鲜战争正打得激烈，装备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硬是凭借着一种革命的精神力量顶住了美军的进攻。作家魏巍的一篇战地报道——《谁是最可爱的人》，被广为传诵，激荡着年轻人的爱国热情。
六月的一天，魏巍同志来齐鲁大学作报告，地点就在物理楼对面的那个小礼堂里。当同学们聆听了他在朝鲜战场上的见闻之后，顿时，校园里掀起了一股报名参军、抗美援朝的热潮。大约有一百多位同学主动积极地报了名。经学校党组审查，结果才批准了9位同学入伍，三三制，陆军3人，海军3名，到空军的也是3名。我是到空军航校的一个。
又经过严格的体检，市政府的宴请欢送，我们9人在7月初的一天，个个身披大红花，锣鼓喧天，被全校师生簇拥着一直到了车站。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别了我的父母家人，别了我的同学和齐大母校，结束了我在齐大四年的大学生活，开始到军队中接受新的磨炼，开始了我人生新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