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百年齐鲁大学，必须要提到蒙养学堂。

1864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狄考文和妻子狄邦就烈从美国辗转来到登州(今蓬莱)，从一个只有6个孩童的蒙养学堂做起，经过小学、中学，最终发展到高等学堂——登州文会馆，成为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同时也是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而这所大学更是被公认为齐鲁大学的前身。其意义不言而喻。狄考文本人也被誉为“十九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传教士教育家”。

不受重视的女子寄宿学校

1861年6月，曾在宁波有过办学经验的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派倪维思（John.L.Nevius D.D.L.L_D)博士夫妇来到登州，他们要在这里做一件惠及后人的事情——办学。山东的第一所教会学校由此诞生。

资金有限，再加上当地文化隔阂与当地人的阻挠，倪维思夫妇只能购买一座残破的观音堂做为教学基地，整修之后，成为一所简陋的女校。为什么先办女校？显然传教士有自己的想法：教会办学根本目的是为了传教，他们看到在中国求神拜佛的多是妇女，与其意图不谋而合，故选择女校做为其传教突破口，早期其他外国教会也都是先办女校。

1862年，倪维思夫妇招收寄宿女生开学，比清政府颁布的《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早46年，学制和当时的美国一样，只有小学和三年制初中，课程设置也偏重家事等课，学生虽逐年有所增加，但中途辍学的也多，能坚持学业期满的极少，有时仅两三人。中国当年又兴早婚，即使学有所成也不能学有所用，毕了业结婚仍当家庭妇女，和没受过教育一样，对社会没有直接贡献，故女校的存在不为人们重视，几乎被人遗忘，甚至少数编纂史志的专家也无视女校的存在。

1863年，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博士夫妇和郭显德(Hunter Corbett，D.D.L.L.D.)博士夫妇，自美国纽约乘九百吨小帆船，绕好望角，途遇飓风，历经艰险同到登州，郭夫人即因肠胃病恶化而死。为了方便开展工作，第一年狄考文夫妇和郭显德在登州苦学中文，狄考文一边潜心学习，一边与汉学老师及同学合力编著《官话类编》及《华语大词典》，后来，这两本书也成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主要教材。

1864年，狄考文夫妇接管登州教区。

狄考文这时已逐渐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是很多人不能接受教育，少数学者的文化知识（八股文）华丽不实，没有科学技术内容。因而发展教育事业，是救助中国的唯一途径。他还看出办女校事倍功半，决心不墨守倪维思及同行的成规，大胆改革，毅然决定将传教为主的方针，改为以办学为主。

狄考文夫妇开始集中主要力量，利用观音堂四合院（原女校遗址）创办男校，也就是男童寄宿学校( Te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也称“蒙养学堂”，当地人称为“蒙塾”。

办学的流言蜚语

尽管在登州府开办男童学校并不新奇，但由一个西方人来开办这样一所学校却是一个惊人之举。当时，在招生和办学上最大的阻力就是社会上的流言蜚语。

一位文会馆毕业生后来回忆：“当我父母把我送进学校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都竭力反对。他们说传教士都是吸血鬼，用一些魔法从孩子们身上汲取血液，以此恐吓我的母亲。虽然我有一点害怕，但最终还是来到了学校。当春节放假回到家后，一些巫师仔细检查了我的全身，发现我的脉搏不仅跳跃正常，而且气色要好于以前，他们说在学校三个月的生活还不能验证一些灾祸，再等段日子灾祸就要降临了。”在德国人强租胶州湾并建筑铁路那段时间，谣言就更凶了。说每一个枕木下面一定埋着一个中国小孩，给火车提供车轴润滑油……妖言化为敌视，致使狄考文长时间无法摆脱生源的困扰。

早期的蒙养学堂招生条件极为优渥，不仅免收脩金，且免费供给饮食、医药、衣帽、鞋袜、书籍、文具及灯火费、回家路费等，这是前所未有的好事，人们却怀疑洋人不会有好心，故不敢就学，只有穷得没饭吃，父母养活不了要送人的孩子，才甘冒风险就读。最后狄考文夫妇只招收了6名住宿生和2名走读生。除了1人以外年龄都不到11岁，其中认字的只有1人，不久就有3个孩子退学。

这使狄考文夫妇的办学计划几近前功尽弃，为了稳定生源，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在学生报名时，和他们的父兄签约，除非不堪造就，否则必须学满6年。签约原文如下（当年还没有标点符号）：

大美国长老会设学于登州府城内招收生徒今有某府某县某社某村某人子某名几岁愿送入馆内读书应许自备儒书笔墨衣衾遵馆内详章依次学完方准归家营业倘无故早日领回须将入学以来所耗经费一概偿还学生逃亡须寻觅送回未毕业之先学生定亲娶亲须经监督（校长）允准方可惟学生愚顽不堪造就任监监督遣归此系两厢情愿并无追悔年月日立

对于那些签订了保证书的孩子们，学校免费提供衣食和教育。但是那些留在学校里的孩子不得不忍受邻人的警告和恐吓，他们说西方人只是要控制这些男孩，为的是用魔法抽他们的血。

中西合璧的教育理念

坐落在观音庙里的教室，同时也是厨房、餐厅和宿舍。除了冬天，孩子们要在早6点到8点朗读，然后做半小时的祈祷。接着是1小时的早餐，饭后学习3个多小时。下午他们还有4个多小时的课程，然后是晚饭——这个地区习惯于一天两餐。冬季会改在晚上朗读和学习。

最初狄考文认为按当地习惯采用的作息表太严酷了一点，学生几乎没有时间来游戏和锻炼。然而，在观察数年以后，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方法最适合于中国的儿童。

在另一所学校发生的一件事，说明了这种作息制度并没有完全耗尽孩子们旺盛的精力。这是一个暖和的下午，先生打着瞌睡后来睡着了。一个大胆的学生用饱蘸墨汁的毛笔把先生的眼镜片涂黑了。先生醒过来一看天黑了，就放了学。这个“闯祸者”后来甚至在当了卫理公会主教后还在吹嘘这次恶作剧！

一开始，无论是狄考文还是夫人狄邦就烈的汉语都没熟练到能给学生教课的程度，所以他们请张幹臣先生教授四书五经。除了每天早晚的祈祷外，就像中国其他的小学一样，按当时流行的方式教经书。张先生是在登州长老会举行的第一次仪式中受洗的3名信徒之一。

张先生授课会按照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教给学生认识那些象形文字和符号的发音，一遍遍地重复背诵课文。老师逐个检查学生的朗读，指出他们的发音是否正确。当一个学生认为他能够背诵他的功课时，就走到教室的前面，对老师深鞠一躬，把书交给老师，然后转过身去开始朗读——或者按中国人的说法叫“背”书——转过背去是一种预防作弊的措施，以保证学生看不到书本。登州府的学校也沿用这种方法，只有狄考文夫妇在场时例外，他们坚持让学生停止喊叫而安静地学习。他们也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讲解所教课文的意思，不能“不求甚解”。

有了一定基础之后，狄邦就烈就开始教授西方音乐、地理、算术、历史等课程。

随着学堂的发展，原有的观音堂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1868年，学堂扩建，可容纳30名寄宿生，学生穿戴由家长准备，其余“饮食、笔墨、纸张、医药、灯火、归家路费”等，仍由学堂供给。狄考文还建造了自己的住宅。

1871年，由于狄考文夫妇和全校师生艰苦卓绝共同奋斗的结果，文会馆男校已经发展成为一流水平的6年制中学。但狄考文并不满足。

随着学堂的发展和学生水平的提高，狄考文将活动重心转向亲自授课办学上，改变了以往主要由夫人狄邦就烈主持学校教育的局面。同时，为了造就人才，“添设高等科”，正式将学堂分为正斋、备斋两部分，“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即隐括中学之程度于内；备斋视高等小学堂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于内”。正斋学生开始学习代数、几何、化学、力学、电学、天文学等课程，并进行大量自然科学实验。1874年，蒙养学堂更名“登州男子高等学堂”，学制改为12年。据狄考文日记记载，1874年学生们所作实验课的内容，已经比狄考文本人“见过的多”了。

狄考文夫妇坚持信仰必须完全自愿，绝不勉强学生入教。他们创办男校，前9年共培养学生91人，其中只有14人入教，而且毕业时就有5人离教，他们任其自去并不强留。

自编教材的创举

 学生们的第一册课本是一部基础性的书，叫《三字经》，或叫《三字经典》。背诵功课还间以默写课文，重点并不在于认字，而是培养写毛笔字，进而学习写作。狄考文夫妇的目的是让孩子学会中国经典，就相当于西方小学中学习希腊和拉丁文经典一样，然后再学习《圣经》及其他宗教书，如《曙光初露》《天道溯源》《基督教见证》及《教义问答》，他们还要学习算术、地理、科学、演讲和唱歌。

尽管中国人当时就和现在一样非常善于用算盘计算，但这种本领是和开店经商、兑换钱币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被看成是培养学者的必要教育。此外，就数学教学而言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方法，所以狄考文决定用西方的方法来教数学。起初他用福州基顺(Gibson)先生的一本小书，后来此书售罄，另外这本书对他的教学来说也过于简略，于是他开始编写自己的教材。

狄考文的课堂生动活泼，让学生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根据美国课本，编写一般科学知识讲稿，反复推敲。但他不用自己的讲稿直接编印课本，而是将学生的笔记加以归纳、整理、修改、润色再编印成课本。经过教学实践，中外师生结合集体创作课本，这是狄考文的一项创举。他编写的课本有《心算初学》《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振兴实学》及《要理问答》《分字略解》《教会名目并会例》、英文《神字解》、英文《驳倪公传道政策》等，还编写了《理化实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微绩分习题》及《重修天路历程》《谈讲之法》《得道途程》等教材和参考书。

最困难的是当年中国的书籍都是竖写自右向左排列，而算术必须先学阿拉伯数字，自左向右横排，狄考文只好先用中国的传统写法，再用阿拉伯算数字横排。

后来狄考文编了一本几何书，该书在1885年出版。在那时，学习几何的中国男孩要比西方的同龄人有优越之处：因为他们都有辫子，辫梢上都系着头绳，这使得他们在黑板上画圆极为方便。不久，狄考文又编了一本代数课本，但关于高等代数的第二部分被耽搁了20多年，直到1908年他去世前的几个月才得以出版。

“一个培育了杰出孩子的老母亲”

狄考文在晚年反复声明，开办这所学校事实上应归功于他妻子狄邦就烈。起初他并不认为这所学校很重要，他相信他的未来仍在于布道传教。后来他看到学校的价值，才越来越关注它。

当狄邦就烈的汉语讲得比较流利时，她开始教地理、心算和唱歌，而且被证明是一个极好的教师。她甚至编一本介绍音乐并附有许多赞美诗的书。此书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和声（在以后的版本中被放到了第四部分）。她在这部书中采用通常的音符，只有一个例外，她借用了“爱卡恩”(Akian)体系的符号。这套办法对以前没有音乐知识的人来说极为有用。

狄邦就烈除授课外，还分管学生的生活、操持学生的衣食住用，负责学生的道德礼仪教育。她没有孩子，就像养母那样照看这些学生，很快就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爱戴。她会对学生的一言一行加以训导纠正。有的学生年龄小想家，她就讲故事说笑话，和学生一起捉迷藏做游戏；学生闹纠纷，她会亲自排解并理以曲直，学生有过错必委婉戒之，明彰其过令生悔心；对穷困的学生会以工代赈，而不示以惠；学生病了她必亲视汤药，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俨然慈母。

她总是拜访学生们的家庭，和他们的母亲交朋友。她的个性光彩照人，既有机智的幽默又有胸怀大众的献身精神。后来学生长大成人后，只要一到登州，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狄邦就烈，向她报告自己的成功，也向她倾诉自己的困惑。

在狄邦就烈60岁生日时，学生和校友送给她一件绣工精美的丝绸斗篷，上面绣满了他们的名字。他们还在狄考文家的大门挂上一块匾，或者叫光荣榜，上面刻了四个金字：“育英寿母”。这大概可以译为“一个培育了杰出孩子的老母亲”。但在中文里这还表明了她能识别有才华的幼苗并把他们培育成材。

狄邦就烈不仅像母亲一样照看着学校里的孩子，还不止一次的关怀那些失去母亲的传教士的孩子们。对她的怀念后来形成了一篇传记，十分贴切的命名为《在中国发展品格》。此书是由她丈夫的弟弟狄乐播(Robert M．Mateer)撰写的，是为了感谢狄邦就烈在他妻子去世后对他女儿的照顾。他妻子是在历经磨难和艰辛开创了潍坊传教站之后去世的。

（据《齐鲁大学》《广文校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