栉风沐雨，历久弥新。不管当时文会馆创办者初衷何在，他们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贡献都不可磨灭。文会馆是一所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其办学体制、课程设置、管理模式等成功的经验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本，也因此在很多人看来，它正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大学。
以文会友，文会馆成
狄考文在《基督教会与教育》曾阐释到：“许多中国人都在探索，渴望学习西方如此强大的科学，科学的名声已传遍中国的每一角落。基督教教会的良机，就在于培养以基督教真理来领导这场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变革的人材；这也是使西方科学与文明迅速在中国生根开花的良好时机。我认为，不仅要培养传教士，还要培养教员、工程师、测量员、机械师等，这是他们的责任和特有的权利。”这篇文章刊登于登州文会馆更名当年，应该是文会馆从蒙养学堂、中学教育再递升到大学教育阶段办学经验的总结，也是办学实践历程中对教育认识的升华。
1876年起,蒙养学堂改为“文会馆”，取以文会友的意思，狄考文担任文会馆第一任总监（校长）。1879年，狄考文夫妇来山东十五年后，第一次回国休假。休假期间，狄考文到各大学进修，广泛搜集各种实验设备、募捐，为建设真正高水准的大学做准备。1882年，根据倪维思博士的提议，人们认可狄考文创办的登州学堂为大学，因为这所学堂此前已经做了多年的大学工作。同年，登州文会馆被美北长老会总部正式批准为“Tenchow College”（登州学院），中文仍称文会馆。直到1904年，登州文会馆培养出的正式毕业生虽然仅有208人，却对山东乃至全国的新式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会馆参照西方大学的办学模式，其具体制度在办学过程中得以实践。在学制方面，完全依照西方学制进行教学，给无明显大、中、小三级学制区分的中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为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模本。他们以此为借鉴，在中国兴办近代教育，中国大学制度由此开端。
过去一段时间，有不少学者认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建校初期，曾经在中国教育史上创造过多个“第一”：第一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第一场运动会、第一个校友会、第一个研究生院……然而，近年来，随着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家逐渐发现，中国近代最早的教会大学是登州文会馆。
事实上，登州文会馆不仅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当时，文会馆拥有“中国最多和最好的物理、化学仪器设备”，与同时代的“美国普通大学一样好”。曾先后担任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曾盛赞文会馆为“伟大的山东灯塔”。
严格的“三大件”教学
西方大学崇尚理性，重视基础教育的理念在登州文会馆的办学过程中始终表现突出。在文会馆初期的课程中，科学课程占了很大比例。科学课程主要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这是以博雅教育为目标的西方传统教育理念的一种体现。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样的教育理念是先进的。
美国传教士们在创办教会学校时，往往以自己母校为蓝本来指导自己的课程设置，重视英文、数学和宗教。登州文会馆与其他教会学校有所不同，因为狄考文认为，在中国不适合英文教学，因此没有安排。这也是登州文会馆与其他教会学校重视英文教学不同的地方。作为创办较早的近代教育机构，登州文会馆在创制西学课程、教学内容等方面有自己的特色。
在登州文会馆所设课程中，西学课程的比重很大，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测绘学、航海学等自然科学，而数学、中文、宗教课是学生每年的必修课。 狄考文治学极严，尤其重视数学和物理、化学（所谓三大件）教学，三门中只要有一门不及格，其他功课再好也不能升级，更不能毕业，故学校毕业生的数、理、化基础特别好，能胜任全国各地大学堂的教学工作。
登州文会馆对科学和数学特别重视，是因为他们认为科学和数学对培养逻辑思维至关重要，“可以使摇摆不定的心智稳定下来并养成专心的习惯”，“培养中国人所缺乏的推理与分析能力”。认为实验室的科学运用是发展逻辑思维的最佳方法之一，非常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以使学生“洞达各学之理，俾诸生不至空谈无补耳”。因此，文会馆建立了物理、化学等科实验室，“特备各等机器，以试实验各学之理、各学之用”。狄考文从蒙养学堂时期就开始收集仪器设备，到大学部开办时，学校的工作房和理化室已初具规模。至文会馆迁址潍县，规模更大，设施更加完备，有水学、气学、声学、热学、光学、电学、天文、化学等试验器材10余门类300多种。有学者认为，“这在当时是全国唯一的仪器教学制造单位。”
美国长老会山东差会在向总部提出提高文会馆等级及变更名称的要求中说，文会馆已经拥有“大量物理和化学仪器设备，拥有中国最多和最好的物理和化学仪器设备”。狄考文在给美国杰斐逊学院同学的一封信中也说:“我们现在拥有与美国普通大学一样好的仪器设备，比我们毕业时的杰斐逊学院的两倍还多。”清华大学教授史静寰曾在《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中认为：“……学校(文会馆)这样全面系统地开设自然科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创举。”
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课程还包括心理学、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万国通览》《二十一史约编》之类中外史地等社会科学。在这些课程的学习中，学生接触到中国以外的世界，拥有了更多的观察世界的本领。狄考文还最早提倡德、智、体、群四育，最可贵的是他能身体力行，而且坚持师生都一律住校共同生活的制度，教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因而学生不仅文化素质高，而且品学兼优能为人师表。
登州文会馆使用的教材或由西方搬来，或广泛发动文会馆师生，大家一起动手，共同编译教材。狄考文组织赫士博士编写了《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天文初阶》《是非学体要》（即逻辑学）以及《救世略说》和《使徒史记》等课本及参考书。狄考文还帮助学生王锡恩编《实用天文》《力学测算》《勾股演算》《图解三角》等课本，帮助学生张松溪编写《勾股题镜》和《八线备旨》等教材，学生刘光照等人也编写过好几本更加详尽的代数、几何等课本。
值得一提的是，文会馆所开设的西学课程和出版的教科书，在当时中国处于领先地位。例如，《光学揭要》和《声学揭要》第一次将X射线和声学理论引进中国。这些教材不仅解决了文会馆教学用书，还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教科书，成为洋务运动和“新政”时期中国新式学堂的首选和必备教材。其中《笔算数学》一书初版于1875年，1922年仍见其再版，流行达半个世纪。上海美华书馆总监费启鸿在谈到这本书时写道，“无法统计这本书的销量”，“整个帝国都在使用”。
登州文会馆还把欧美的自由风气带到中国，学校内部孕育了宽松的校园环境，民主、自由的气息比较浓厚，强调发挥受教育者的能动作用。除了合理的课程的设置，还有课外社团活动。文会馆立会有：辩论会、传道会、勉励会、戒烟酒会、新闻会、青年会、中国自立学术塾会。课堂上鼓励学生提问、讨论，实验由学生自己操作，鼓励师生参与学校管理。师生之间关系平等、融洽。
文会馆毕业生很抢手
登州文会馆讲求实学，注重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培养造就了中国第一批符合近代教育转型、新文化传播和社会改革发展的实用型人才。
当时文会馆毕业生有的参与了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堂的创立，有的在其中担任教习等教职。他们运用西方高等教育的方式管理中国学校、处理学校事务。西方大学的一些办学理念、办学经验，也通过他们应用到中国大学并得到推广。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第一批高等教育机构的模式；及各种规章制度建设，对中国大学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洋务运动时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登州文会馆毕业生被“抢购”一空。至1904年文会馆迁往潍县，领取毕业凭证的毕业生共有206人，其中从事教育工作的达60%。当时，北至沈阳、南至云南，文会馆100多名毕业生分布于全国16个省份，先后任教200多所学校。
清末“新政”时期，各地兴办学堂如雨后春笋，但苦于没有西学教师，便纷纷求助于登州文会馆。上海最早最大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当年有文会馆毕业生李星奎、曹金岗、张丰年先后任教。张丰年执教数学、物理和天文学三门课程，后来又到山东大学堂任教习。中国西部第一所官办地方大学山西大学堂，聘请了文会馆宋景清、陆之安、冯文修、李天相和朱葆琛5位毕业生。朱葆琛还任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译书院——山西大学堂译书院主笔，被誉为翻译界名流。中国近代第一所中央官办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与狄考文关系密切，建校时他曾一次聘任登州文会馆12名毕业生，以致整个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教习只有一名不是文会馆的。中国最早的官办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一次聘用20多名文会馆教习和学生，并且办学所用的课本、教学内容、仪器、规条，甚至连预算和经费开支的方法等等，均为一色的“文会馆蓝本”。
此外，上海南洋公学(即上海交大前身)、上海震旦大学、上海英浸会大学堂、南京汇文书院(即金陵大学)、江南高等学堂(今东南大学前身)、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前身)、长沙雅礼大学堂、杭州之江学堂(今杭州大学前身)、开封府高等学堂、福州公立会大学堂、南京陆军学堂等以及各地中小学堂几乎都有文会馆毕业生任教。
由于全国西学师资短缺，文会馆毕业生供不应求，往往一个人要在两个以上学校任教。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这个历史时期，这种现象，除了登州文会馆，其他是绝无仅有的。
狄考文创办文会馆的巨大成就引起了中外人士的极大关注，北美长老会也积极支持，将发展文会馆定为大事，纳入该会的计划，增加人力物力，增派赫士（Hayes）博士及夫人赫美吉·富克济（Ritichie）、顾乐斯(Groves)、文约翰（Irwin）、路思义（Luce）等许多杰出的教育家，先后到登州参加文会馆的教学工作：狄考文派人到登州教区的黄县、招远、掖县、平度等地共创办中小学六十多所。同时，郭显德博士和杜宇宁女士，也在烟台教区创办益文等四十余所中小学。（韩曰明、吴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