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袁世凯这个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袁世凯和狄考文、登州文会馆还有很多渊源。后来，袁世凯卸任巡抚接替李鸿章荣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任期间以教育改革为主的新政得以落实并见成效，仕途也最终趋于登峰造极，这些与他当年在登州的经历和济南的作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遇狄考文

　　当年，袁世凯在登州当兵的时候，跟着吴长庆昼夜操办军务。忙里偷闲，也免不了出去走走。名胜古迹蓬莱阁和城里的大街小巷自然是少不了的去处，但是，作为从学涯里走出来的袁世凯来说，去得最多的地方，还是与军营一墙之隔的那所洋学堂——登州文会馆。

　　袁世凯是从科举失意到投笔从戎的。他虽然痛恨科举，但并不等于厌恶学问，他步入政坛之后大倡新学，力兴教育即是佐证。当时的登州文会馆已被公认为大学，校长狄考文名字也早已名噪学界。公务之余，袁世凯总要到文会馆转悠一会儿，与洋教习切磋几句，跟学究们谈谈古、论论今，袁世凯与狄考文就是那时相识并在他心里埋下西方现代文明的种子的。

   在文会馆，最让袁世凯感兴趣的是学校的工厂和实验室，尤其那些旋转轰鸣的机械和魔术般的理化试验场景，每每令他瞠目结舌，流连忘归。后来袁世凯和吴长庆干脆雇用了狄考文的一位学生到军营任职，并培训军械所的的技师。最让袁世凯受益的是，由于袁世凯与狄考文的交情，他当山东巡抚时，不费力气地将文会馆的全班人马搬到济南，帮他建成中国第一所省级官办大学堂，还请到了狄考文的得意门生丁立璜为他创办山东理化器械制造所，专门生产教学仪器供应全国学校。一个科举失意的人竟然轻易摘下了中国新式教育第一枚金牌。当然，这是后话了。

　　但袁世凯与狄考文第二次交往却是缘于义和团事件。

　　当年，登州文会馆的建筑和设施被义和团破坏。为了保护登州传教士和外国人的安全，在狄考文的请求下，袁世凯责令登州官府对当地的传教士加以保护，又电请北洋水师统领萨镇冰亲率战舰“海坼”号前赴登州海岸，将传教士及其家属接到军舰上避难，后经烟台转送到朝鲜的仁川，第二年九月才返回登州。

正是缘于狄考文与袁世凯两人的交情，登州这块近代中国教育的处女地，才得以保存下来。后来，在这块土地上长出了一株“参天大树”，这就是中国现代第一所大学——登州文会馆。

“文会馆模式”的中国第一所省级官办大学堂

　　1901年，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懿旨，宣布变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末新政”。改书院建学堂，是当时新政重要内容之一。

　　袁世凯考虑到登州文会馆在办学理念、管理体制、教育方法以及教材和师资力量等方面，足以提供全国最好的资源，所以在他看来，创办大学堂，并不是什么难事。后来在蓬莱知县（后任山东大学堂监督）李于锴和登州文会馆第二任校长（后任山东大学堂总教习）赫士的直接参与下，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最后由袁世凯拍板。1901年11月6日，袁世凯将办学章程连同在省城设立大学堂的奏折，一同上报光绪皇帝。十二天之后，光绪皇帝予以了批复:“知道了。政务处及各该衙门知道。单并发。”

　　当时，登州文会馆因义和团事件停课，故此，赫士便率领文会馆教习、学生、毕业生以及赫士的夫人、文会馆洋教习共20多人，套用登州文会馆办学模式、管理方法，参照文会馆的教材和教学仪器设备，甚至连文会馆的各项经费开支预算办法也搬了过来，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11月份的一天，济南泺源书院门口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国第一所省级官办大学——山东大学堂挂牌开张了。

　　袁世凯在朝廷书院改学堂的上谕颁发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在山东推出了大学堂，这不能不令慈禧喜出望外。更让慈禧没想到的是，胶东半岛的登州，竟然如此藏龙卧虎。为此，她嘉奖了袁世凯和赫士。同时发布上谕:“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随后，全国各省遵照清廷谕令，仿效山东的经验，纷纷办起了新式学堂。

　　实际上，令慈禧想不到的事还不只这些。当年，在大清土地上，没有几所新式学校没有文会馆学生任教，就连中国第一所官办大学堂——京师大学堂，里面的西学教习几乎都是登州文会馆毕业生。文会馆在这些地区的近代高等教育事业逐渐兴起与初步发展的过程中，输出了大量宝贵的人才资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当年，因为赫士帮助袁世凯办学有功，慈禧授权他制定全国的办学规划、方针和各种制度，其中还包括星期天休假制度。有趣的是，张百煦、张之洞、荣庆等大臣为了讨好慈禧和皇上，后来竟将星期天改成了太后、皇帝及皇后的生日。据说赫士对这种不伦不类、土洋结合的“改革”哭笑不得，加之袁世凯过于重视孔孟之道，赫士最终与袁世凯不欢而散，辞去大学堂职务。不过，赫士当年带去的文会馆精英，仍然支撑着山东大学堂，继续为中国新式教育开路引航。赫士还协助袁世凯创办了山东最早的邮政、报纸等新兴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