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耳鼻喉科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1942年与他人合作，成功地实施了我国第一例“全喉切除术”，并训练无喉病人用食管发音，开国内利用食管发音之先河；1947年他首创“内耳开窗术”，治疗耳硬化症，接着又利用改良“内耳开窗术”，治疗先天性耳畸形获得成功；他还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一系列外科手术——“鼻部脑膨出术”“舌癌根治术”“中耳癌手术治疗术”“面神经移植术”等，因其卓越的贡献，被定为医学一级教授；他始终坚持医生应以医德为先，要有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

一边教学，一边求学

1910年孙鸿泉出生于鲁北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1928年在潍坊鸿文中学毕业后，考入济南的齐鲁大学附设高中学习，1933年考入齐鲁大学医学院。原齐鲁大学医学院由外国教会创办，对学生有着严格的要求，淘汰率很高，一个班入学时几十名学生，经过7年下来，有时只有几名学生毕业。孙鸿泉取得了4年结业总考全部课程及格的好成绩。正当他为终成正果而欣喜时，却被告知：不准其毕业。原因是他自进入医学院后，从未进过康穆堂作礼拜，也没有参加洋教授召集的查经班听讲道，故而提出让他多读一年，以示惩戒。但由于遭到多数中国教授的坚决反对而作罢。

　　1937年，孙鸿泉进入临床实习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齐鲁大学医学院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积极要求加入抗日队伍。孙鸿泉所在班的同学被允许调入空军。到南京报到后，他被派到安徽广德飞机场担任战地救护。1938年底，孙鸿泉所在部队奉命撤退到大后方的四川成都。在这里，他与来华助战的苏联空军有了很多接触，苏联医生对伤病员的人文关怀，以极其负责的工作态度，做事干练、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对他今后的医学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成都，孙鸿泉在华西、齐鲁、中央三大学联合医院做住院医师，并由齐鲁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郎健寰主任介绍，在华西大学医学院眼耳鼻喉专科研究班兼读研究生，1940年夏天毕业，以后即专攻耳鼻喉科。那时的齐鲁大学医学院教授分两派，即洋人和反洋人派。他与郎老师是坚决的反洋人派，终因那时洋人势大，1943年暑假后，洋人不再让他们再在华西、齐鲁、中央三大学联合医院任职了，孙鸿泉离开了齐鲁大学医学院。

　　1943年8月，孙鸿泉以雇员名义就任成都空军第一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同时在北碚的江苏医学院兼任耳鼻喉科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他辞去空军医院职务，到了南京，在南京市立医院工作了几个月。此时，齐鲁大学医学院搬回济南，因无人教授耳鼻喉科学课程，校方多次敦请，他于1946年回到了母校。

　　1948年由齐鲁大学保送，用美国医药援华会的经费，孙鸿泉到美国留学。他心无旁骛，埋头苦读，先后在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研究院和费城Temple大学医学院杰克森内诊镜专科班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49年8月，祖国大陆的大部已解放，他谢绝朋友的挽留，放弃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急切地踏上了回国的行程，他觉得饱受战争创伤的祖国更需要他。船到香港，台湾当局派原南京政府卫生署长造访，力邀他去台湾。他严词以拒，登上了开回青岛的客轮。

全方位冲刺

新生的祖国，医疗技术落后，医学院师资少，耳鼻喉科人才极度缺乏，病人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诊治。一个炎黄子孙的强国梦撞击着孙鸿泉，他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投身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在临床、教学、科研多个方面进行着“冲刺”。

其实，早在1942年，孙鸿泉就协同郎健寰教授在我国成功地开展了第一例全喉切除术，并首次训练无喉病人用食管发音讲话，开国内之先河。1947年，孙鸿泉首创内耳开窗术，在国内率先开展内耳开窗术治疗耳硬化症，病人听力有明显改善。6年后，又创用改良内耳开窗术，首次在国内将内耳开窗术用于治疗先天性耳畸形，取得成功。他又成功地开展了一系列国内前人从未施行的外科手术，在头面部疾病治疗方面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手术主要有鼻部脑膨出手术、舌癌根治术、中耳癌的手术治疗、面神经移植术等17项之多。这些成功的范例收入由他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发行的我国首部《耳鼻咽喉科手术学》中，成为该专业的经典著作。他还主编了《耳科学》《耳鼻咽喉科学》等医学院校教材和《医学百科全书·耳鼻咽喉科分卷》。

　  上世纪40年代末，当时的口腔科、眼科、神经外科手术水平不高，人员又缺乏，孙鸿泉以其广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手术技能，突破了耳鼻喉科范围，对前述科室的许多疑难重症也在国内领先开展并取得成功。

　　在孙鸿泉的许多优秀品格中，有胆量、胆识是他出成就的重要因素。1962年，孙鸿泉和他的助手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把一只狗的喉成功地移植到另一只狗的身上，这是国内第一例成功的喉移植手术。

北京某医院住着一位颅底巨大脑膜瘤的病人，该院的苏联专家束手无策，认为不能手术。孙鸿泉详细诊查后，充分考虑术中可能发生的意外及补救方案，确定出手术的最佳入路。他亲自执刀，成功地从病人鼻部取出了巨大肿瘤。

　　1951年，国家卫生部指定齐鲁医院耳鼻咽喉科为全国进修基地，委托孙鸿泉举办全国高级师资培训班。在孙鸿泉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原山东医学院开设了国内首届耳鼻咽喉科学四年制本科专业班。无论是全国高级师资培训班还是专业班，他总是亲自制定培训和教学计划、编写教材，并亲自传授各种疑难复杂手术技巧。

孙鸿泉治学态度非常严谨，必须先行严格、规范的训练。教学中，他要求学员先在动物和尸体上做手术训练，年轻医生要进修、实习生要反复练习操作，直至熟练，才可以为病人做手术。孙鸿泉以精湛的医疗技术解除了许多病人的痛苦，并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专业人才。因他的卓越贡献，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优厚礼遇，评定职称时，被评为山东省医学一级教授。

妙手仁心，精诚大医

　　精湛的医术让孙鸿泉声名远播，但他始终认为，医生的职业决定他应该是人道主义的代表，其医德应该是第一位的，如果一个医生没有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医术再高也不是一个优秀的医生。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医生的手术刀可以救人，但在庸医手里会变成杀人屠刀、草菅人命。”

　　出于对人文医学的执著和坚守，孙鸿泉对患者极其负责。一位患者连做4次活体组织检查，病理报告均无异常发现。孙鸿泉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对病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在不疑处质疑，他耐心说服病人再做一次活检，结果在被他怀疑的部位取到病变组织，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使这位鼻咽癌患者得到了及时救治。

一位十几岁的姑娘得了“脊索瘤”，这种病当时书本上没有治疗方法，世界文献上也没有这方面的手术报告。孙鸿泉在制定实施手术的具体计划时，多方面考虑手术每一步可能发生的情况及解决方案。他先在尸体上审慎地进行了这种手术练习，并对整个过程再进行全面审查、思考，尽量查找欠缺和遗漏。这才进行“颅内及鼻咽部脊索瘤开颅术”，挽救了病人年轻的生命。

“文革”期间，孙鸿泉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批斗强制性劳动，最难能可贵的是，尽管“文革”期间自己及家庭遭受了各种的磨难，孙鸿泉依然保持了一位优秀医生的风范。

　　杭州某医院，一喉科医生给两岁的小孩做气管切开时，误伤了食道，发生气管食道瘘，吞咽打呛，不能进食。家属带着孩子奔走了全国各大医院求治，8年中手术竟达7次！甚至做过两次开胸手术！孩子苟延残喘地活到10岁。由于进食的困难，重病的折磨，生长发育严重阻滞，看上去只有三、四岁大。尤其是喉部功能长期废退，已经不会说话了。他们打听到孙鸿泉，在医院的协助下，不远千里前来求治。

　　孙鸿泉见到这个人造侏儒时，痛心极了！那时，他自己身体很不好，而且开展工作尚有很多人为的困难。但是没有任何障碍能阻止他抢救一个垂危的生命。他和王天铎医生终于在济南军区总医院给孩子做了气管食道瘘修补手术。手术成功！

一次，山东省出版社一位编辑因失音来医院看病。几位医生认为喉癌的可能性最大，建议活检。这时，一位医生看到被“监督使用”的孙鸿泉在场，便叫住他给看看病人。他检查了病人之后，说：“不是癌。是接触性溃疡，这是罕见病例，世界只报告过二十例。”那医生不以为然地说：“那么，你说这是第二十一例喽？”“是的，第二十一例。”他低声很自信地说。后来，经各地几个医院检查，多次活检，证明他的诊断是正确的。不但解除了绝症的恐惧，避免了不必要但可能致使的手术，还省下经济开支。

上海某工厂书记因作报告时，麦克风坏了，长时间高声讲话，后来哑了，说不出话。虽在北京、上海等各大医院多方治疗，总不奏效，而且诊断纷纭，莫衷一是。在面临着失去工作机能的绝望中，前副省长余修介绍他来济南找孙鸿泉治疗。

　　听完病人的治疗经过之后，孙鸿泉带他到检查室用喉镜检查了病情。受够了多次失望打击的病人，又一次战战兢兢地等着不知什么样的“判决”。但是，几分钟之后，医生用他那种职业性的和令人信赖的语气说：“哦，其实，没有什么大毛病，只是声带过度疲劳，治疗几天就好了。”

　　孙鸿泉由于丰富的临床经验，有把握地纠正了对病的“误判”。果然，由于做出了正确的诊断，经过合理的调理病人很快就痊愈了。1979年，当这位病人从上海来济南，想用恢复了洪亮的声音向他道谢的时候，孙教授已经偏瘫、失语，他再也不能回应病人的道谢了。

“文革”结束，孙鸿泉刚恢复工作，就以一种“超速补损”的方式投入到医学教育和专业人才的培训上。他顾不上自己“文革”时已经受伤的身体，在他生命的最后18个月中，他有14个多月出差在外工作。

孙鸿泉的学生，曾于齐鲁医院耳鼻喉科工作的王天铎教授曾回忆：“老师不求名，不为利，从做人到行医一生为人师表。眼下国外的一些管理模式，其实我们已经实践过，比如说，住院医生体现人文关怀的24小时负责制等等。上世纪50年代，在孙教授的带领下，齐鲁医院的耳鼻喉科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许多新手术，孙教授要求我们不断地以以往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从而发现问题，进一步开展前瞻性研究，以求解决方法。医学科研要以解决百姓疾病痛苦为目的，坚持科研的实用性、科学性、先进性。这一时期的临床研究和医疗实践工作高效、严谨、有序。”

　　1979年6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召开期间，孙鸿泉突发脑溢血，病情十分严重。邓小平得知后，亲自指示，要求医务人员尽一切力量抢救，并责成卫生部尽快出版由孙鸿泉编写的3部专著，让他亲眼看到自己一生的科研成果被人们接受。病情稳定后，孙鸿泉被护送至齐鲁医院继续治疗。同年12月15日病逝。（由然  杨玫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