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涌泉（1918－1993），山东省博兴县人，1948年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口腔学院，同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口腔医学博士学位。此后曾在成都呈修医院、东北抚顺矿务局医院、北京医学院任口腔科医师，1951年回到济南。作为山东省口腔颌面外科专业的奠基人之一，孙涌泉不仅在自己的医学领域创造了多个第一，他的人品更为世人所称道。

　　他是病人眼里的好医生，学生眼里的好老师，父亲眼里的好儿子，妻子眼里的好丈夫，儿女眼里的好父亲。

一个人，如果只让一个人觉得好并不难，难的是让周围所有人都说好。

“他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老师”

　　“他是大学老师，我是小学老师，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在妻子刘慕雍眼里，孙涌泉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人。

　　孙涌泉的父亲曾经是一位牧师，专门在齐鲁医院做临终安慰。后来开始学习中医，并经营药铺生意。他考入齐鲁大学两年后，抗战爆发，孙涌泉不得不休学回家。

　　后来，在其大哥建议下，孙涌泉来到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当时，华西医科大学是全国惟一开展口腔颌面和整形外科专业的大学，孙涌泉也从此奠定了他一生学习的方向。

　　然而在他求学的路上却充满艰辛。

　　由于当时很多城市已经沦陷，交通几乎中断，许多路程孙涌泉和他的同学都是推着独轮车，一路走过来的。每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子弹常常从头上飞过。

　　最终，从济南到成都，他们一共走了3个月的时间。而在华西医科大学，孙涌泉一呆就是7年。毕业后，他先去了抚顺矿物局医院，然后被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张光溥主任开始筹建山东医学院口腔医学系，从北京、上海请来一大批专家，孙涌泉就在受邀请之列。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口腔系没有成立起来，别的专家先后回到原单位，只有孙涌泉留了下来，并最终协助张光溥主任筹建了附属医院口腔科。

　　孙涌泉的妻子刘慕雍回忆说，“他的手很巧，上世纪70年代参加下乡医疗队那会儿，他一天最多能做十几个手术，不论儿科、妇科全都能做。最长的一次手术，孙涌泉从早上8点，一直做到晚上9点，他又累又饿，一句话也不想说。”

　　刘慕雍在丈夫身上学到的不仅是这种敬业精神，更有许多做人的道理。

　　“有一天晚上睡觉前，我忽然想起备课时有一个字不太确定读音，就问他应该怎么念，结果他也不确定，就要起来查字典。当时是冬天的深夜，我们家又没有暖气，我说等明天再说吧，他说，孩子是祖国的幼苗，你要想用一桶水浇灌他，自己就得先有十桶水才行，这容不得半点马虎！”

　　于是，孙涌泉披着大衣，打开台灯查起了《辞源》。等到他全都查明白时，看到妻子已经睡着了，就把那个字的所有相关解释，全都清清楚楚地记下来，夹在妻子的备课本里。

还有一次，刘慕雍因为忙着做家务耽误了去学校开会，孙涌泉催她，她说，“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会，到时候我坐在后面，没人能看见我。”“别人看不见，你自己能看见自己啊！如果别人因为等你浪费了时间怎么办？”孙涌泉经常给家人重复鲁迅的话：珍惜时间就像珍惜生命一样。从那以后，刘慕雍不管赴什么约会，都会提前到一会儿。

“对别人很慷慨，对自己却很抠”

　　孙涌泉一辈子都在替别人着想，在华西医科大学读书时，一位同学因为出国留学的费用不够，他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邻居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主动帮着张罗。妻子在院子里种的丝瓜、向日葵也供大家一起分享。

　　“文革时，他是学术权威，又有海外关系，但几乎没受到什么冲击，因为很多人都保他。”

　　“他不仅给病人送钱送粮票，还经常把病人领到家里管吃管住。”刘慕雍记得有一次，孙涌泉领回家一个口腔癌病人，吃饭时，看到病人化脓的嘴，害她紧张了半天。“万一把孩子传染上怎么办？”

　　孙涌泉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给孩子起的名字简单又富有意味儿。

　　大儿子叫亚男，二儿子叫亚夫，把“夫”字拆开，意思是第二个人；三女儿叫亚众，“众”由三个人组成；四女儿叫亚娣，“娣”是妹妹的意思。

四个孩子再加上孙涌泉的父亲，全家7口人就挤在两间平房里。刘慕雍记得她刚生完亚娣时，孙涌泉买了一条鲤鱼。中间鱼肚子上的肉留给爷爷，再往两边比较好的部分给三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正在休养的刘慕雍吃鱼头喝鱼汤，轮到孙涌泉时，就只能吃鱼尾巴了。

　　孙涌泉对别人很慷慨，对自己却很抠。

　　有一年孙涌泉去禹城参加下乡医疗队，公社里提供的饭菜中，腌咸菜的大缸里生满蛆虫，别人都吃不下，孙涌泉却照吃不误。后来，大家都跑去买烧鸡吃，他也被拉了去。别人一天能吃一只，而他一只鸡却吃了好几天。他觉得那样太奢侈了。

　　一年四季中，一件中山装伴随孙涌泉走过三季，直到洗得发白。“给他做了新的也不穿，去日本访问时他还带着那件中山装。”刘慕雍回忆说。

　　孙涌泉喜欢收藏古董字画，有了闲钱都用在了这方面，但文革时被砸的砸，烧的烧，后来，仅存下来的唐伯虎的画、慈禧的字被别人冒领了去，他一笑了之。

“他一辈子没享过福，连空调都没用过。去世时，家里一点积蓄也没有，全都接济亲戚朋友了。”刘慕雍说。

“凡事都要靠自己”

　　孙涌泉的二儿子孙亚夫后成为一名口腔科医生。17岁就离开家上山下乡的他，跟父亲相处的时间比起其他兄弟姐妹来要少了许多，如今，作为父亲事业的惟一继承者，他以这种方式离父亲更近一些。

　　“父亲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小时候，我去医院随手用医院的处方反面写字他都不同意，他告诉我，人要公私分明。”

　　孙亚夫在农村插队三年后，考入聊城卫校，然后被分配到县医院口腔科工作。30岁那年，他参加了全国统一的研究生考试，那时，孙涌泉是山东省惟一的一位口腔专业导师，但他为了考试公正，让别人出题，也不参与儿子的复试。“那时候也许是自己本身信心不足吧，最后也没有考上。”

　　刚回济南时，孙亚夫总觉得自己学历低，不够自信。父亲经常鼓励他，“别人对你的态度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先瞧得起自己！要靠自己努力，不要在乎别人怎么想！”

　　“他总说，做医生要有一颗菩萨心，一个想从病人身上捞钱的医生永远不可能在业务上进步。”孙亚夫回忆。

　　淡泊名利是孙涌泉留给子女最大的一笔精神财富，在他担任山东大学医学院口腔系主任期间，除了完成教学工作，开会、领奖的事儿他从来不参与。在参与全国口腔科大学本科教材编写过程中，孙涌泉为了把教材写好，翻阅了大量参考书，每天晚上都要熬到深夜。

“他是真正做学问的人”

　　齐鲁医院院长魏奉才是孙涌泉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是全山东省第一个口腔专业的研究生。从1975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齐鲁医院，他就跟随孙涌泉工作、学习，是最了解孙涌泉的人。

“他不仅在山东，在全国口腔界都很有名望，有些四川、陕西的病人都慕名来找他看病。”

孙涌泉在口腔科医疗、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了四十多年，在口腔颌面外科专业有颇深造诣，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是山东省口腔颌面外科专业的奠基人之一。1979年，孙涌泉开展腭裂整复改良手术——腭咽环扎术，属国内首创，对减少腭裂术后的复发、恢复正常腭咽闭合功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用价值。这一发明在全国反响很大，孙涌泉还在美国国际口腔学术会议作了交流和推广。他还主持完成了“腭咽环扎术”电化教学影片，该手术方法直到现在仍在国内外医院应用着，其电化教学影片也一直是口腔学课堂上的示范版本，并指导着一代代口腔颌面医生的临床实践，推动着口腔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

　　“他不仅是位有名的口腔科医生，还是个出色的整形专家。齐鲁医院这么多大大小小的手术，很多都是由他第一个做的。像鼻子、耳朵、嘴唇这些器官的再造，大面积皮肤移植，当时在整个山东也是首创。”

　　“他的手特别巧，用肋骨做的耳廓跟以前的几乎没有太大差别，我们医院很多职工脸上有疤痕的，全都找他做，他永远都是来者不拒。”

　　在魏奉才眼里，导师是真正做学问的人。

“他上班就坐诊，进门就看书，没事时就抱着个颅骨在那琢磨。现在，很多人为了晋职称，整天发表论文，却没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孙教授一辈子没发过几篇文章，但他却能影响几代人。”

　在孙涌泉的小女儿孙亚娣家里，笔者看到一本红色的硬皮笔记本。由于年代久远，封面的红颜色已经部分脱落，但左上角的红五角星还清晰可见，一看就知道是文革时代的产物。

　　已经泛黄的内页中，用蓝黑色墨水密密麻麻写满了英文，有些地方还划了着重符号。

　　“这是我爸文革时期做的笔记。”孙亚娣一边说，一边翻着笔记本，这让她再次感受到父亲的气息。

　　由于经常去山东省图书馆借书，孙涌泉早就和图书管理员成了朋友。文革时，当别人都忙着搞批斗或者被批斗时，他却带着妻子、女儿去图书馆查阅资料。

　　“那时候，省图还在大明湖那边，我爸进去看书，我和我妈就在附近玩。那时我只有五六岁，还不知道当时看英文书是要冒风险的。”

　　这些笔记，即便现在看来，也有相当高的医学价值。不过，在孙亚娣眼里，那只是思念父亲的一种寄托。

　　像这种将近两公分厚的笔记本，在孙亚娣家里一共有７本。

　　孙涌泉的一言一行都是魏奉才学习的榜样。通常情况下，他白天做完的手术，晚上都要亲自去查查房，看看病人有什么反应。每次手术前一天晚上，他会专门查阅相关资料。做主治医师时，他没事还坚持练习打结，锻炼手的灵活性。每天早上，他都是第一个来医院上班。

　 “他为人很厚道，和周围大夫的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做完手术后，他经常自己掏钱给大家买饭吃。一起外出开会、会诊，本来应该我们照顾他，可每次都是他张罗着给我们安排吃住。”

　　“在他担任口腔科主任的几年里，所有节假日都是他值班。直到他去世前几年，那么大岁数的他还坚持值班。”

　　在孙涌泉眼里，病人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他对谁都是有求必应，很多病人最后都成了他的朋友。平时他都是亲自给病人换药。”

点点滴滴的记忆重叠在一起，让魏奉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真的没什么缺点，非常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