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人来说，关于青春的记忆大约是其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了。而对于有幸能在艰辛的社会条件下，以天之骄子的身份步入世人眼中天堂一般的大学校园更是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青年学子们的莫大荣耀，因此他们的回忆中更添增了些许让人感动的光泽。和混乱、晦暗的社会现实相比，学校无异于一个世外桃源，让他们有机会将青春在校园里恣意绽放、尽情挥洒。而齐鲁大学校园的美景，令人仰慕的大师则是每个人的回忆中无法消磨的最深印痕。由于齐鲁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整个高校体系中的优越地位也让每个与它有关联的学子内心油然生发出深深的自豪感。

王耀春（1939——1947 年毕业于齐大药学系）记忆中的齐大生活更是一波三折，既有无限憧憬的美好，也有仓皇不安的离别，更有跌宕起伏的迁徙流转。1939 年，对齐鲁大学倾慕良久的王耀春如愿考入了药学系，正式踏入齐大的校友门，住进了美好的景蓝斋。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王耀春还有机会在课间 20 分钟的时间内和师生们一起在康穆堂中虔诚地崇拜上帝，受到宗教信仰的熏陶，学主的榜样做人。大家都抱持着要做白衣天使，愿为那些为国流血的战士服务的诚挚心愿。

战乱数年，王耀春历经艰难的求职谋生，又辗转千里，远赴华西坝继续求学，再随校返济，从最初的入学到最后获得齐大的正式毕业证书，历经八年之久，其中的唏嘘感叹无可胜数。

张智康（1933——1940 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曾任台湾卫生署副署长）在回忆自己当初为何选择齐鲁医学院时，当时齐鲁大学注重培养学生实践的技能是社会公认的。张智康对齐大校园美景的回忆也很深刻。他描绘校园美景的辞藻虽然比不上老舍先生的清丽、传神，但却颇认同老舍先生将校园比作公园的说法，并将齐大与清华、北大相提并论，认为毫不逊于前两者。他认为宿舍设备也很完善。

从张智康的回忆中不难想象出，校园的美景、宿舍的便利和愉悦的课余生活给他留下的美好体验。

曹伯恒（1941——1945 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文学院政治经济系）从武汉大学转学进入当时在成都的齐鲁大学。他认为作为教会大学，齐鲁大学的声望可能稍逊于圣约翰、金陵、燕京、东吴等大学，但若论贡献，则丝毫不亚于上述各校。各校所开设的科目不同，燕京以新闻系著称，金陵以经济系著名，圣约翰则以外文为长，而齐鲁大学则以医学院驰名，齐鲁大学毕业的医生遍及全国各大医院，口碑极佳！

在他的内心深处，齐大学生的生活最值得回味，刚刚成熟的大学生活更值得大书特书，永志不忘，盼望着能够有回大陆的机会，一定去访问坐落于名山胜水的济南本校，去凭吊成都那一处简陋寒酸的校舍……

王大空（1940—1944 年毕业于齐大文学院政治经济系，台湾四大名嘴之一， 《笨鸟先飞》的作者） ：顾颉刚是王大空的老师，所以王大空常常找机会就向老师请教。有次问老师是怎么开始对历史发生兴趣的。顾颉刚回他说是因为看戏的缘故。戏看多了的结果就是，常常怀疑历史的真实性，于是引发了他的考古兴趣，他写的《古史辨》中就曾把治水的大禹写成是一只爬虫，并对其中的怪诞做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另一个让王大空终生难忘的大师就是钱穆了，他觉得钱穆老师在课堂上深入浅出、喻教于故事的教书技巧可谓出神入化。王大空回忆说，“钱穆老师教授中国通史，他在课堂上总喜欢拿些小故事串联历史中的大事件，生动有趣历久不忘”。

故事归故事，抗战时期的学子们毕竟还是那个时代的精英，求学成功后，都能以自己所学服务于世人，也是学有所为了！纵然不如东汉的太学生那般有魅力，到底没有虚度年华！倒是现在的学子们要有更深的反思了，大众教育下培养的我们应该如何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世人呢？

曾经的原齐鲁大学的学子们对校园、对导师们充满感情的回忆实在是太多了，这里只能选取有限的几个人回忆中的几个片段作为例证，来丰富我们回望的视域，虽有遗憾，也是权宜之举。

参考资料：

《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齐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8。